燕山夜话,邓拓自杀前的日日夜夜

这一集又选了三十篇,重复编校,现在付印了。
  在前三集出版以后,远处的读者来信渐多,据说,外地报刊有的转载了《夜话》的某几篇;也有的只采用了其中若干主要的材料,另行编写,而未转载原文。这些读者都热情地把剪报寄来,使我直接了解到更多读者的意见和要求,对于改进《夜话》的内容很有帮助。
  许多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和论证,得到朋友们的赞同,这固然是令人兴奋和鼓舞的;但是,有时听到个别不同的意见,却也使自己有所启发或警惕。特别是当别的作者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文章,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都不应该把不同的意见,“顶回去”,而应该让读者有机会充分地研究不同的意见,做出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判断。
  有的同志问我:为什么近来有个别问题,分明有不同的意见,却不见你们正面交锋,互相辨驳呢?这种态度你以为是正确的吗?
  我认为这是涉及如何正确看待百家争鸣的原则问题。多听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只有好处,决无坏处。如果听到一点不同的意见,马上就进行反驳,这样做的效果往往不大好,甚至于会发生副作用。正确的方法应该首先让别人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即便有的意见在你看来是十分错误的,也不要随便泼冷水,读者自然会辨别是非。假若一时弄不清是非,那又何必着急呢?至于有些问题根本难断谁是谁非,就更不要操之过急了。也许有的问题提出来,又搁下去,经过多数人慢慢研究,原先不同的意见慢慢地又可能一致起来。因为是非终究有客观的标准啊!
  还有一些读者大概没有看到《夜话》已发表的全部文章,他们来信所提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讲过了,恕我不再重复。
                 马南邨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文章原标题:邓拓自杀前的抗争

文章原标题:邓拓自杀前的抗争

  

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1版下半版通栏刊登了戚本禹的“大批判”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点名说:“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社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鹅毛扇的人物。”

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1版下半版通栏刊登了戚本禹的大批判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点名说: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社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鹅毛扇的人物。

经历过波澜起伏的党内斗争,又担任过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和社长的邓拓,当然懂得这篇文章的“定性”含义,明了文中杀机。在整个国家滑向疯狂的“文革”轨道之时,戚本禹深有背景的点名批判文章必然是杀身之祸的前奏。

经历过波澜起伏的党内斗争,又担任过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和社长的邓拓,当然懂得这篇文章的定性含义,明了文中杀机。在整个国家滑向疯狂的文革轨道之时,戚本禹深有背景的点名批判文章必然是杀身之祸的前奏。

邓拓疲惫了,戚文的发表使他失去了最后的精神依托。

邓拓疲惫了,戚文的发表使他失去了最后的精神依托。

自从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邓拓竭力抗争,期望挽回颓局。现在看来,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奏效了。

自从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邓拓竭力抗争,期望挽回颓局。现在看来,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奏效了。

早在1965年11月底北京各大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邓拓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几次表态说:“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11月30日,邓拓召开高等院校会议,布置对姚文的讨论,要求以《北京日报》按语为准,展开学术讨论。

早在1965年11月底北京各大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邓拓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几次表态说: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11月30日,邓拓召开高等院校会议,布置对姚文的讨论,要求以《北京日报》按语为准,展开学术讨论。

他哪里知道,布置这些事务,是他一生工作的终点。

他哪里知道,布置这些事务,是他一生工作的终点。

◇ 从《燕山夜话》到《三家村札记》

◇ 从《燕山夜话》到《三家村札记》

回首往事,早在1958年8月,邓拓就被批准离开人民日报,但交接工作却是到1959年2月才完成的。人民日报编辑为此举行全体人员大会,为邓拓送别。面对满场同事,邓拓吟咏了自己充满激情的古典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回首往事,早在1958年8月,邓拓就被批准离开人民日报,但交接工作却是到1959年2月才完成的。人民日报编辑为此举行全体人员大会,为邓拓送别。面对满场同事,邓拓吟咏了自己充满激情的古典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从1949年7月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到1959年2月离去,10年风雨同舟,他和人民日报有着特殊的感情。即使此时离开,又怎能断得了他和人民日报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1949年7月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到1959年2月离去,10年风雨同舟,他和人民日报有着特殊的感情。即使此时离开,又怎能断得了他和人民日报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7年4月,毛泽东当面斥责邓拓,1958年3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以批评那篇“反冒进”社论为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判邓拓。从南宁回到北京,邓拓即正式递交了自己的辞职报告。

1957年4月,毛泽东当面斥责邓拓,1958年3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以批评那篇反冒进社论为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判邓拓。从南宁回到北京,邓拓即正式递交了自己的辞职报告。

对邓拓的境遇,他在战争年代的老首长彭真很了解,也很同情,通过中组部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这时,北京市委正好要办一个理论刊物,需要有人来负责,邓拓就是彭真想到的理想人选。1958年7月14日,彭真听取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办刊和刊名的报告,他当场说:“邓拓来了就好办了。”

对邓拓的境遇,他在战争年代的老首长彭真很了解,也很同情,通过中组部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这时,北京市委正好要办一个理论刊物,需要有人来负责,邓拓就是彭真想到的理想人选。1958年7月14日,彭真听取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办刊和刊名的报告,他当场说:邓拓来了就好办了。

由彭真安排,邓拓于1959年2月到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依照分工,按说邓拓应该负责《北京日报》,但这样一来就会和他原先工作的《人民日报》发生密切的关系,颇有微妙之处。因此彭真将《北京日报》的工作划归郑天翔负责。而北京市委的书记们都很尊重邓拓,知道他是办报行家,所以有关《北京日报》的事情经常与邓拓沟通。

由彭真安排,邓拓于1959年2月到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依照分工,按说邓拓应该负责《北京日报》,但这样一来就会和他原先工作的《人民日报》发生密切的关系,颇有微妙之处。因此彭真将《北京日报》的工作划归郑天翔负责。而北京市委的书记们都很尊重邓拓,知道他是办报行家,所以有关《北京日报》的事情经常与邓拓沟通。

从1961年起,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纠正“大跃进”的一些错误做法。对这些实事求是的方针,邓拓积极拥护。年初的1月11日,北京日报社长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一段讲话,大意是要提倡读书,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这是与提倡人们与灾难斗争有关的。

从1961年起,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纠正大跃进的一些错误做法。对这些实事求是的方针,邓拓积极拥护。年初的1月11日,北京日报社长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一段讲话,大意是要提倡读书,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这是与提倡人们与灾难斗争有关的。

听到这番讲话后,《北京晚报》编辑找到邓拓,请他给晚报写文章。邓拓答应在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并于1961年3月19日刊登了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倡导读书之风。

听到这番讲话后,《北京晚报》编辑找到邓拓,请他给晚报写文章。邓拓答应在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并于1961年3月19日刊登了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倡导读书之风。

《燕山夜话》受到了读者欢迎,使得《前线》杂志编辑不甘落后,他们认为邓拓是《前线》主编,更应给本刊写稿,于是多次提出,请他在《前线》开设专栏。邓拓有心答应,又觉得靠一个人写稿恐误了编辑截稿期,就提出请人合作,结果将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副市长吴晗拉着一起上马了。

《燕山夜话》受到了读者欢迎,使得《前线》杂志编辑不甘落后,他们认为邓拓是《前线》主编,更应给本刊写稿,于是多次提出,请他在《前线》开设专栏。邓拓有心答应,又觉得靠一个人写稿恐误了编辑截稿期,就提出请人合作,结果将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副市长吴晗拉着一起上马了。

1961年9月20日,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四川饭店吃饭,一边商议为《前线》写稿。邓拓提议,3个人合开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于是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名字。

1961年9月20日,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四川饭店吃饭,一边商议为《前线》写稿。邓拓提议,3个人合开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于是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名字。

关于署名,邓拓提出效仿“马铁丁”,参与者从每人名字中取一个字。在场者都同意,吴晗取吴字,邓拓笔名马南村,取一南字,廖沫沙取一沙字,叫“吴南沙”。后来廖提出用他的笔名“繁星”的星字,遂定名为吴南星。三是约定文章以《前线》杂志的一个页码为准,千字文,题目自选,每期一篇,轮流撰稿。他们当场指定李筠为《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系人。

关于署名,邓拓提出效仿马铁丁,参与者从每人名字中取一个字。在场者都同意,吴晗取吴字,邓拓笔名马南村,取一南字,廖沫沙取一沙字,叫吴南沙。后来廖提出用他的笔名繁星的星字,遂定名为吴南星。三是约定文章以《前线》杂志的一个页码为准,千字文,题目自选,每期一篇,轮流撰稿。他们当场指定李筠为《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系人。

《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出刊到1964年停刊,总共刊登了198篇文章(其中有5篇不是邓、廖、吴写的)。在这期间,邓拓之所以能够连续写作《燕山夜话》和参与写作《三家村札记》,很重要的条件是,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党内民主空气有所发扬。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论战愈演愈烈,国内“抓阶级斗争”的空气越来越浓,活跃的思想气氛逐渐消失。反映活跃思想的《三家村札记》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怀疑。

《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出刊到1964年停刊,总共刊登了198篇文章(其中有5篇不是邓、廖、吴写的)。在这期间,邓拓之所以能够连续写作《燕山夜话》和参与写作《三家村札记》,很重要的条件是,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党内民主空气有所发扬。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论战愈演愈烈,国内抓阶级斗争的空气越来越浓,活跃的思想气氛逐渐消失。反映活跃思想的《三家村札记》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怀疑。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报告。5月,江青到上海,在柯庆施支持下组织批判戏剧《李慧娘》的文章,廖沫沙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即受到批判。这是对“三家村”的当头一棒。廖沫沙不得不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内作了检讨。1965年2月18日,廖沫沙的检讨刊登在《北京晚报》上。当时彭真认为,用这个方式就可以为廖沫沙“还账”了,他表态说:“廖沫沙关于《有鬼无害论》的检查作得不错,别人要再扭住不放,就是对方的问题了。”廖沫沙作了这番表态后,就到北京郊区搞“四清”去了。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报告。5月,江青到上海,在柯庆施支持下组织批判戏剧《李慧娘》的文章,廖沫沙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即受到批判。这是对三家村的当头一棒。廖沫沙不得不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内作了检讨。1965年2月18日,廖沫沙的检讨刊登在《北京晚报》上。当时彭真认为,用这个方式就可以为廖沫沙还账了,他表态说:廖沫沙关于《有鬼无害论》的检查作得不错,别人要再扭住不放,就是对方的问题了。廖沫沙作了这番表态后,就到北京郊区搞四清去了。

吴晗感到环境险恶,给邓拓写信说题目难找,工作也忙,建议不再参加“三家村”写文章了。邓拓、廖沫沙心照不宣,表示同意。《三家村札记》在最后一篇《遇难而进》的文章中落下了帷幕。

吴晗感到环境险恶,给邓拓写信说题目难找,工作也忙,建议不再参加三家村写文章了。邓拓、廖沫沙心照不宣,表示同意。《三家村札记》在最后一篇《遇难而进》的文章中落下了帷幕。

◇ 抵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 抵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4年8月,中共华北局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发表批评吴晗有关“道德继承”的文章。李筠接到彭真、刘仁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指示,赶到那里去写批判文章。同时,刘仁和邓拓电招吴晗去北戴河写检讨。

1964年8月,中共华北局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发表批评吴晗有关道德继承的文章。李筠接到彭真、刘仁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指示,赶到那里去写批判文章。同时,刘仁和邓拓电招吴晗去北戴河写检讨。

李筠的文章写完,由邓拓修改定稿,将文章定题为《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道德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就“道德继承论”与吴南星同志商榷》,署名金世伟,前面还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金世伟同志的这篇文章,针对吴南星同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了原则性的严肃批评.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发表于本刊“三家村札记”栏内。“三家村札记”是杂文专栏,由几位作者轮流撰写,均署名吴南星。现在看来,我们当时采取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妥当,因为实际上文章既非集体创作,而作者意见又非完全一致。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是经过本刊编辑部看了的。我们当时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没有从“革命呢还是继承呢”这个根本问题上加以考虑。对于吴南星同志的文章只是做了一些枝节的修改,就同意发表了。这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在原则性问题上做了无原则的迁就,也是错误的。

李筠的文章写完,由邓拓修改定稿,将文章定题为《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道德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就道德继承论与吴南星同志商榷》,署名金世伟,前面还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金世伟同志的这篇文章,针对吴南星同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了原则性的严肃批评.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发表于本刊三家村札记栏内。三家村札记是杂文专栏,由几位作者轮流撰写,均署名吴南星。现在看来,我们当时采取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妥当,因为实际上文章既非集体创作,而作者意见又非完全一致。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是经过本刊编辑部看了的。我们当时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没有从革命呢还是继承呢这个根本问题上加以考虑。对于吴南星同志的文章只是做了一些枝节的修改,就同意发表了。这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在原则性问题上做了无原则的迁就,也是错误的。

这篇文章后来并没有发表,其原因至今还是未解之谜,只能说有一场更大的灾难在等待吴晗和邓拓了。

这篇文章后来并没有发表,其原因至今还是未解之谜,只能说有一场更大的灾难在等待吴晗和邓拓了。

在廖沫沙、吴晗先后被罗织罪名之际,邓拓这边亦是潮生浪涌。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1965年11月13日,邓拓召集范瑾、李琪、李筠商议对策。邓拓在商议中说:“不知吴晗反应如何?”说罢,他操起电话给吴晗打了过去,问道:“你看了文章,怎么样?”

在廖沫沙、吴晗先后被罗织罪名之际,邓拓这边亦是潮生浪涌。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1965年11月13日,邓拓召集范瑾、李琪、李筠商议对策。邓拓在商议中说:不知吴晗反应如何?说罢,他操起电话给吴晗打了过去,问道:你看了文章,怎么样?

吴晗委屈地说:要是学术问题,我可以跟他辩论。他扣政治帽子,这是陷害。我1959年写的文章,怎么知道1961年有“单干风”?

吴晗委屈地说:要是学术问题,我可以跟他辩论。他扣政治帽子,这是陷害。我1959年写的文章,怎么知道1961年有单干风?

放下电话,邓拓认为吴晗讲的有道理,他含糊地说,听说《海瑞罢官》同彭德怀问题有联系,不知是真是假,咱们也不摸底。

放下电话,邓拓认为吴晗讲的有道理,他含糊地说,听说《海瑞罢官》同彭德怀问题有联系,不知是真是假,咱们也不摸底。

这次的会议决定,《前线》和《北京日报》开展学术批判。结果文章还没有写出来,眼看到了11月底,形势急转直下,拒载姚文已不可能。这时,彭真仍然力图把批判控制在学术范围之内。

这次的会议决定,《前线》和《北京日报》开展学术批判。结果文章还没有写出来,眼看到了11月底,形势急转直下,拒载姚文已不可能。这时,彭真仍然力图把批判控制在学术范围之内。

11月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布置转载姚文。他一边布置,不由地感叹了一句:“吴晗在解放前从事民主斗争。”

11月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布置转载姚文。他一边布置,不由地感叹了一句:吴晗在解放前从事民主斗争。

在彭真身边的邓拓马上就说:“根据吴晗的表现,还不能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是真的,不能糊弄人家。”

在彭真身边的邓拓马上就说:根据吴晗的表现,还不能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是真的,不能糊弄人家。

1965年12月2日,邓拓、范瑾召集《北京日报》、《前线》学术批判小组人员开会,传达市委的态度。邓拓说:对这次争论,要有个基本态度。他解释《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3个按语的不同之处说:《解放军报》按语鲜明,是因为军队内部不搞百家争鸣和学术讨论。但是现在吴晗的问题不是已有了结论,不是已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不是一批判《海瑞罢官》,吴晗也罢官。吴晗本来不是写戏的,别人请他写,但写着写着自己就陷进去了,就自比海瑞,就像郭老自比蔡文姬,孟超自比李慧娘一样。李慧娘确实是骂贾似道的。吴晗的问题看发展,将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再说。

1965年12月2日,邓拓、范瑾召集《北京日报》、《前线》学术批判小组人员开会,传达市委的态度。邓拓说:对这次争论,要有个基本态度。他解释《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3个按语的不同之处说:《解放军报》按语鲜明,是因为军队内部不搞百家争鸣和学术讨论。但是现在吴晗的问题不是已有了结论,不是已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不是一批判《海瑞罢官》,吴晗也罢官。吴晗本来不是写戏的,别人请他写,但写着写着自己就陷进去了,就自比海瑞,就像郭老自比蔡文姬,孟超自比李慧娘一样。李慧娘确实是骂贾似道的。吴晗的问题看发展,将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再说。

邓拓说,现在首先当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一个良好的风气,先当学术问题来搞,即便是政治问题处理起来也比较稳当。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要分开,如果一下分不清,就先当学术问题来处理。要把不好的风气扭过来,当然,姚文元提出政治问题也不能回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是一批评就不得了,就有覆灭的危险,就不能工作了。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过火的批评也应纠正,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首先要缓和这个局面,应该有人写文章.肯定姚文元的文章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过火;吴晗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确实错了。这场学术界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它牵扯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道德观点评价。

邓拓说,现在首先当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一个良好的风气,先当学术问题来搞,即便是政治问题处理起来也比较稳当。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要分开,如果一下分不清,就先当学术问题来处理。要把不好的风气扭过来,当然,姚文元提出政治问题也不能回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是一批评就不得了,就有覆灭的危险,就不能工作了。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过火的批评也应纠正,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首先要缓和这个局面,应该有人写文章.肯定姚文元的文章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过火;吴晗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确实错了。这场学术界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它牵扯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道德观点评价。

邓拓提出,研究《海瑞罢官》,大家可以研究剧本本身的问题,材料观点都要站得住,姚文元的引文就有毛病。吴晗讲他1959年写《论海瑞》,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后来马连良请他写剧本,改了7稿,1961年8月8日定的稿。同年上演,演到1962年8月。他原来题目是写海瑞,第四稿才改为《海瑞罢官》,是大家提了意见才改的。

邓拓提出,研究《海瑞罢官》,大家可以研究剧本本身的问题,材料观点都要站得住,姚文元的引文就有毛病。吴晗讲他1959年写《论海瑞》,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后来马连良请他写剧本,改了7稿,1961年8月8日定的稿。同年上演,演到1962年8月。他原来题目是写海瑞,第四稿才改为《海瑞罢官》,是大家提了意见才改的。

邓拓的意见得到彭真的支持。12月初,彭真指示邓拓写一篇批判吴晗的文章。邓拓即要李筠把前面提到的被按下不表的“金世伟”文章拿出来参考。因为有这个基础,邓拓新文章出得很快,题目叫《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署名赵凯。文前加《前线》编者按语说,赵凯同志这篇文章,从吴晗同志新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谈到他的道德继承论的若干基本观点,提出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与吴晗同志商榷。赵凯同志把“道德继承论”和海瑞罢官联系起来讨论,我们赞成这样做。希望读者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热烈参加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有关问题的讨论,使我们的科学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条按语的其他内容与金世伟文的按语基本相同。

邓拓的意见得到彭真的支持。12月初,彭真指示邓拓写一篇批判吴晗的文章。邓拓即要李筠把前面提到的被按下不表的金世伟文章拿出来参考。因为有这个基础,邓拓新文章出得很快,题目叫《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署名赵凯。文前加《前线》编者按语说,赵凯同志这篇文章,从吴晗同志新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谈到他的道德继承论的若干基本观点,提出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与吴晗同志商榷。赵凯同志把道德继承论和海瑞罢官联系起来讨论,我们赞成这样做。希望读者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热烈参加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有关问题的讨论,使我们的科学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条按语的其他内容与金世伟文的按语基本相同。

邓拓把文章送交彭真,彭真认为太简单了,需要再改。邓拓重新改写后,经市委书记们传阅,彭真定稿,署名“向阳生”,12月12日在《前线》、《北京日报》以显着的地位同时发表。这篇文章以学术讨论的语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发表时原文的编者按删去不用。

邓拓把文章送交彭真,彭真认为太简单了,需要再改。邓拓重新改写后,经市委书记们传阅,彭真定稿,署名向阳生,12月12日在《前线》、《北京日报》以显着的地位同时发表。这篇文章以学术讨论的语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发表时原文的编者按删去不用。

向阳生文章发表后第二天,根据北京市委的基本调子,《北京日报》刊出了李筠写的《对待〈海瑞罢官〉能操两可吗?》。12月25日,《前线》又发表李筠署名为艾力耘的文章《以革命的批判精神评价历史人物》。继续强调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看待“海瑞罢官”。

向阳生文章发表后第二天,根据北京市委的基本调子,《北京日报》刊出了李筠写的《对待〈海瑞罢官〉能操两可吗?》。12月25日,《前线》又发表李筠署名为艾力耘的文章《以革命的批判精神评价历史人物》。继续强调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看待海瑞罢官。

赶写向阳生文章的同时,邓拓根据彭真的指示,写信给吴晗,让他迅速写出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检查。信中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者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该充分发表,不要顾虑重重。”

赶写向阳生文章的同时,邓拓根据彭真的指示,写信给吴晗,让他迅速写出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检查。信中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者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该充分发表,不要顾虑重重。

听取了邓拓的意见,吴晗即写出《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就有关事实和历史依据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表明《海》剧与“单干风”、“翻案风”无关。但在某些问题上,他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吴晗的检查刊发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报》上。

听取了邓拓的意见,吴晗即写出《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就有关事实和历史依据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表明《海》剧与单干风、翻案风无关。但在某些问题上,他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吴晗的检查刊发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报》上。

出于自身经历和经验,邓拓已感到姚文元文章的复杂性。1965年12月19日,在《前线》组长会上,邓拓指出,海瑞问题的文章不止一个人写过,早在1959年《解放日报》就发表过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并有编者按语,说海瑞的故事流传很广,这个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把海瑞吹捧了一番。姚文发表后,《文汇报》重新登出了蒋文,但没有同时刊载《解放日报》当年的编者按。邓拓很有怀疑地说,要批判就都批判,现在发表蒋文,却留了一手自己的按语,这里可能有名堂。

出于自身经历和经验,邓拓已感到姚文元文章的复杂性。1965年12月19日,在《前线》组长会上,邓拓指出,海瑞问题的文章不止一个人写过,早在1959年《解放日报》就发表过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并有编者按语,说海瑞的故事流传很广,这个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把海瑞吹捧了一番。姚文发表后,《文汇报》重新登出了蒋文,但没有同时刊载《解放日报》当年的编者按。邓拓很有怀疑地说,要批判就都批判,现在发表蒋文,却留了一手自己的按语,这里可能有名堂。

会议之后,邓拓让李筠向吴晗查询蒋星煜是什么人,并示意可以让吴晗的秘书写个“读者来信”寄《文汇报》,质问《解放日报》发表过吹捧海瑞的文章,为什么不先检查自己就批评别人。但这个事还没有落实,局面就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了。

会议之后,邓拓让李筠向吴晗查询蒋星煜是什么人,并示意可以让吴晗的秘书写个读者来信寄《文汇报》,质问《解放日报》发表过吹捧海瑞的文章,为什么不先检查自己就批评别人。但这个事还没有落实,局面就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了。

1966年1月16日,许立群召集北京6个报刊编辑部会议,仍在把对姚文的讨论控制在学术范畴里。许立群说:“按规定,有关的批判文章,要送到中宣部办公室。”参加会议的李筠根据邓拓的授意发言说:我们没有计划卷入这个讨论。《前线》篇幅有限,当前工作很多要宣传,要面向工农兵,搞通俗化,我们已刊载了3篇文章,主要是还账,因为我们过去发表了两说道德。我们的文章引出了吴晗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有了批判的靶子。以后如果有对吴晗问题政治性结论文章,我们转载。

1966年1月16日,许立群召集北京6个报刊编辑部会议,仍在把对姚文的讨论控制在学术范畴里。许立群说:按规定,有关的批判文章,要送到中宣部办公室。参加会议的李筠根据邓拓的授意发言说:我们没有计划卷入这个讨论。《前线》篇幅有限,当前工作很多要宣传,要面向工农兵,搞通俗化,我们已刊载了3篇文章,主要是还账,因为我们过去发表了两说道德。我们的文章引出了吴晗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有了批判的靶子。以后如果有对吴晗问题政治性结论文章,我们转载。

◇ 由“向阳生”引发的冲突

◇ 由向阳生引发的冲突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5人小组”扩大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但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邓拓意想不到的事情,过去与邓拓并不熟悉的关锋突然夜访邓拓,作了交谈。第二天邓拓告诉李筠,此前康生打电话给他,说关锋对“向阳生”的文章有意见,你们可以约个时间谈谈。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5人小组扩大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但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邓拓意想不到的事情,过去与邓拓并不熟悉的关锋突然夜访邓拓,作了交谈。第二天邓拓告诉李筠,此前康生打电话给他,说关锋对向阳生的文章有意见,你们可以约个时间谈谈。

关锋随即就来了,对邓拓说,向阳生的文章没有谈及政治,实际上是为吴晗开脱。特别是你,同吴晗一起写过文章,这样做不恰当。吴晗讲继承忠孝等不是抽象的,有其具体内容,讲孝是骂我们的。关锋还提了一些和邓拓不同的意见。

关锋随即就来了,对邓拓说,向阳生的文章没有谈及政治,实际上是为吴晗开脱。特别是你,同吴晗一起写过文章,这样做不恰当。吴晗讲继承忠孝等不是抽象的,有其具体内容,讲孝是骂我们的。关锋还提了一些和邓拓不同的意见。

邓拓对关锋说,《北京日报》不是我管的,我写向阳生这篇文章,原来曾想在文章中作些检查。邓拓对关锋特别声明:这件事彭真没有管。对于关锋的指责,邓拓说:我不是没有谈到政治问题,文章末尾是谈了的。

邓拓对关锋说,《北京日报》不是我管的,我写向阳生这篇文章,原来曾想在文章中作些检查。邓拓对关锋特别声明:这件事彭真没有管。对于关锋的指责,邓拓说:我不是没有谈到政治问题,文章末尾是谈了的。

后来邓拓告诉李筠,关锋那天还对他说了不少吹捧的好话。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康生派人来谈话用意何在?邓拓没有猜透。

后来邓拓告诉李筠,关锋那天还对他说了不少吹捧的好话。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康生派人来谈话用意何在?邓拓没有猜透。

接着,事态严重恶化了,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人作了3次谈话,指责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他还宣称,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就为邓拓定下了大罪,在当时是无法解脱的。

接着,事态严重恶化了,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人作了3次谈话,指责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他还宣称,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就为邓拓定下了大罪,在当时是无法解脱的。

4月6日至4月11日,在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人领导小组”和李琪、宋硕、范瑾、张文松组成的“四人办公室”的主持下,《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前线》、北京出版社、高教局、教育局、文化局等单位,在市委交际处对邓拓进行了一次批判,主要是对邓拓提出问题,结论是“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在顶单干风、自由市场等方面同书记处是一致的”。“邓拓除《三家村札记》外,其他文章都是正确的”。但从这天起,邓拓停止工作,专事检查。

4月6日至4月11日,在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人领导小组和李琪、宋硕、范瑾、张文松组成的四人办公室的主持下,《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前线》、北京出版社、高教局、教育局、文化局等单位,在市委交际处对邓拓进行了一次批判,主要是对邓拓提出问题,结论是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在顶单干风、自由市场等方面同书记处是一致的。邓拓除《三家村札记》外,其他文章都是正确的。但从这天起,邓拓停止工作,专事检查。

北京市委已保不住邓拓了。非但如此,还要组织对邓拓的批判。

北京市委已保不住邓拓了。非但如此,还要组织对邓拓的批判。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3个版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标题下,发表了批判邓拓等人的文章。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3个版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标题下,发表了批判邓拓等人的文章。

倒是彭真在这批材料刊出后亲自给邓拓打来电话,劝他不要紧张,要正确对待,严格要求自己,还劝邓拓保重身体,注意健康,将来还要做很多工作。

倒是彭真在这批材料刊出后亲自给邓拓打来电话,劝他不要紧张,要正确对待,严格要求自己,还劝邓拓保重身体,注意健康,将来还要做很多工作。

刘仁也派人专门来安慰邓拓,让他冷静对待。

刘仁也派人专门来安慰邓拓,让他冷静对待。

前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来看望了邓拓,谈及眼前风云,两人心情都很沉重。邓拓说:“我做了一年以后再弄清问题的准备。”杨述摇摇头:“我看这一次可能会长些,可能需要两三年吧。”可惜,这场民族浩劫席卷中国竟达10年之久。

前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来看望了邓拓,谈及眼前风云,两人心情都很沉重。邓拓说:我做了一年以后再弄清问题的准备。杨述摇摇头:我看这一次可能会长些,可能需要两三年吧。可惜,这场民族浩劫席卷中国竟达10年之久。

对邓拓的批判急速升温。5月8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亲自组织、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点明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指责《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对邓拓的批判急速升温。5月8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亲自组织、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点明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指责《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同日,关锋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说,《前线》、《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这篇文章事先曾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表态说:“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

同日,关锋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说,《前线》、《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这篇文章事先曾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表态说: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全国各大报转载。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全国各大报转载。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

邓拓完全失去了争辩的权利,只能默默接受屈辱。

邓拓完全失去了争辩的权利,只能默默接受屈辱。

◇ 对邓拓的最后一击

◇ 对邓拓的最后一击

1966年5月16日,“5·16通知”被通过,标志着为害中国10年之久的“文化革命”正式开始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从此身陷囹圄。就在这一天,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各大报纸同时转载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7期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戚本禹的文章实际上为邓拓的问题定了调子,这样的大案没有相当长的年头是变不了的。以“反右”为例,当时已经10年过去,“右派分子”的处境比以前更加困难。

1966年5月16日,5·16通知被通过,标志着为害中国10年之久的文化革命正式开始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从此身陷囹圄。就在这一天,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各大报纸同时转载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7期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戚本禹的文章实际上为邓拓的问题定了调子,这样的大案没有相当长的年头是变不了的。以反右为例,当时已经10年过去,右派分子的处境比以前更加困难。

读到戚本禹的文章,邓拓终于下定决心,告别人间,告别即将扑向身来的苦难。

读到戚本禹的文章,邓拓终于下定决心,告别人间,告别即将扑向身来的苦难。

5月17日晚上,支走了妻子和孩子,邓拓伏案疾书直到深夜。

5月17日晚上,支走了妻子和孩子,邓拓伏案疾书直到深夜。

第一封信,他写给彭真、刘仁和市委同事:

第一封信,他写给彭真、刘仁和市委同事:

……尽管在这个斗争中,我已经变成众矢之的,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正在胜利发展,人们一致声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带着当前的问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着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

……尽管在这个斗争中,我已经变成众矢之的,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正在胜利发展,人们一致声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带着当前的问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着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邓拓以较长篇幅在信中详细叙述了他历史上两次被捕和出狱的情况,他申诉说:因此,我不认为自己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认为自己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而不顾一切地在努力奋斗。

邓拓以较长篇幅在信中详细叙述了他历史上两次被捕和出狱的情况,他申诉说:因此,我不认为自己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认为自己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而不顾一切地在努力奋斗。

邓拓在这封篇幅相当长的遗书中最后写道:

邓拓在这封篇幅相当长的遗书中最后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千赢pt手机客户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

邓拓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他于5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自杀,以死来做最后的抗争。更加充满悲剧意味的是,他在绝命书中反复书写“万岁”的口号,仿佛置身于封建王朝的阴森殿堂。

他于5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自杀,以死来做最后的抗争。更加充满悲剧意味的是,他在绝命书中反复书写万岁的口号,仿佛置身于封建王朝的阴森殿堂。

写完给彭真、刘仁的长篇遗书,时间可能已经进入5月18日的凌晨。天亮后,任何不测都可能发生,时间已经不多了。用这最后的短暂时间,邓拓给妻子丁一岚写短信诀别。

写完给彭真、刘仁的长篇遗书,时间可能已经进入5月18日的凌晨。天亮后,任何不测都可能发生,时间已经不多了。用这最后的短暂时间,邓拓给妻子丁一岚写短信诀别。

当年在抗日敌后根据地与年轻的丁一岚相识相恋,邓拓是何等灿烂情怀,写过不少耐人寻味的优美诗章。但是,最后面向死神匆匆走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时间措词于诗词了,亦可以看出邓拓决心赴死何等急切。

当年在抗日敌后根据地与年轻的丁一岚相识相恋,邓拓是何等灿烂情怀,写过不少耐人寻味的优美诗章。但是,最后面向死神匆匆走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时间措词于诗词了,亦可以看出邓拓决心赴死何等急切。

一岚:

一岚: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永别了,亲爱的。

写下这些文字后,邓拓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54岁。

写下这些文字后,邓拓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54岁。

(作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作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You may also like...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