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福莱特,不撒谎的索尔仁尼琴

  肖 韦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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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鹏:

  瑞典皇家学院将197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从而使前苏联与西方之间继“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之后又一次出现了冷战的局面。从那时以来,索尔仁尼琴也由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变为“流亡作家”,其创作活动变得更为复杂,更为引人注目。

60年代,西方社会已经开始认识到斯大林的暴政,这与不和苏联当局妥协的作家索尔仁尼琴揭露真实的笔不无关系。在其惊世之作《古拉格群岛》等一系列作品出现前,西方左派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对苏联也曾抱有幻想,但当爆出斯大林设集中营迫害知识分子时,这种幻想就在知识界破灭了。

首先得为这封稍迟来的回信说声抱歉。看了你的回信之后一直在马不停蹄读完全部小说,因为对第三部中的新人物产生了兴趣。这次的等待对你来说有点漫长,对我来说同样也是。不过很有趣的一个心理活动是,上次约你见面虽然未遂,但当时我在想,如果见面要不要和你讨论我最近的想法呢;在最近想该怎样写,并且去准备的过程中都好想和你去分享这个过程,但又想着还是应该保留书信的“不发达性”,而不是“即时通讯”,所以就忍住了,但也真是稍微有点难熬,哈哈。所以今天就作为你的生日礼物,一吐为快。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学习上他刻苦努力,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1945年2月,他在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的。从此,他被监禁在劳改营里8年。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据《文学报》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继它之后,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廖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在苏联,他就提出了“别相信、别害怕、别原谅”和“不撒谎地生活”等信条。1962年11月,《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他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伊万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著名诗人《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代序”说:“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继它之后,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廖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如此,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终于进入了世界文坛。

【此时引入背景音乐出现: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第23号
20】在读到坦尼亚为了营救和看望瓦西里(为了关心,为了爱情?)、为了“总要有人发声”、为了“好作品应该公诸于世”(我不知道这三者后者还是其他原因,哪个孰轻孰重,或者坦尼亚自己也说不好),冒着自由甚至生命的风险去奔走的时候,我被深深触动了,以及当千辛万苦、层层迷离铺垫后终于在西伯利亚的工厂见到瓦西里时,瓦西里从电影明星般的花花公子变成枯槁苍老的五十岁老人一般时,我又被这种惭愧的社会现实所撼动。甚至为这样全力以赴般的重逢差点落泪。这时候,我就决定要决定写一些关于他们的文字。但其实我最想说的,倒不是这两个人,以及
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最为触动我的是文学怎样可以源于真实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又怎样突破重重打压限制去发出真实的声音、异议的声音。让我在这部小说当中看到,在政治高压下,除了像茉黛、卡拉、艾瑟尔这些改革者通过政治主张的抗争去合法实现权力,像许许多多革命者通过革命去改变国民命运之外;当无力诉诸任何政治权利主张的时候,还可以通过文学、通过新闻(哪怕只是偷偷印刷的小数量异议传单)去发出真实和正义的呼喊。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可想而知,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了,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且引起巨大的反响。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当时,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自然,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1971年,他的长篇小说《191年8月》在巴黎出版。1973年底,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6年他迁往美国。

只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受到公开批判。可想而知,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了,这些同他此后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都引起巨大的反响。1973年年底,他以揭露自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也在巴黎出版,更为他赢得伟大思想家的荣誉。

触发想去写这一点的,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我看网络上对《永恒的边缘》抱怨最多的一种说法,觉得作者并不真正完全了解苏联的情况,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尤其是苏联人物刻画的并不好。说实话,从第一部开始,单就阅读兴趣而言,我就不喜欢看发生在俄国的故事部分,觉得有事件陈述的枯燥之感,第三部起色的部分是我觉得赫鲁晓夫这个角色,无论是否客观,描写的有点意思,像是个自负、神秘的腹黑BOY,还有就是瓦西里这个角色;但串起整个俄国故事脉络的人物德米卡却是个不很真实鲜活的败笔。所以我觉得网友的评论,我也认同。但作者对苏联的不真正了解导致的故事和人物略显苍白,并不能责怪于他,毕竟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历史课本甚至有大量关于苏联内容的中国,长在这里的我们,又对真正的苏联了解多少呢?作者的苍白也同时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苍白,并且产生极大的好奇,所以仍然感谢作者给我一个关于苏联的声音。

  有消息说,在推行改革政策的今天,苏联将有计划地出版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让“精神上提高了的整个人民”去阅读。因此,《癌症楼》这部国际上一直畅销的力作,不久即可与广大苏联读者见面。

正因为索尔仁尼琴以及他的作品的存在,60年代的西方激进起青年于是不学苏联,反而把MZD、胡志明和切格瓦拉当成了偶像。索尔仁尼琴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冷静与反思亲手打碎了这一“政治童话”,这对60年代的萨特等西方知识分子盲目亲苏的情绪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在极权政治当下,甚至在未来的好多年,即便改朝换代,很多真实的情况也未见得会被真实的记录和公布。历史和政治永远无法完全真实,而文学因为他一开始的“虚拟”故事设置反而会成为后人看来间接的真实。于是我在这样的苍白和好奇之下,想要通过当时的文学作品去了解真实的苏联,毕竟资本主义世界的作家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历史课本又是一套说辞,我们的语文课本也只告诉我们普希金、契科夫等20世纪80年代的杰出文学家,俄国也许还有自己的一套说辞,远隔万里因为看了一本小说产生诸多困惑的我,该怎么办呢?所以我去追踪了瓦西里。

  这是一部充满了象征和隐喻的作品。“癌症楼”这一名称本身就具有象征意味,何况作者还在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中就明确交代过:“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癌症之对于人体和邪恶之对于社会,同样都是致命的。“癌症楼”在作者心目中是隐喻和象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太有骨头的作家的存在。“他把汽车拖出了泥塘,而汽车却溅了他满身污泥。”这是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写给索尔仁尼琴的诗——在他被捕入狱之后。在诗中,沃兹涅先斯基把汽车形象地比做俄罗斯。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出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当时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自然,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1974年2月,他甚至被驱逐出境。此后辗转西德、瑞士,直到1976年迁往美国。他曾斥美国为“恶的帝国”,引得美国当局对他大为不满——这就是到哪里都改变不了批判本质的索尔仁尼琴。

为什么寥寥数笔的瓦西里反倒是第三部当中整个苏联故事当中最鲜活立体的人物?做过一番research之后,我想也许是因为这个人物源于较为真实的文学史料,而政治和社会事件对作者而言,隔着意识形态的客观和主观障碍,作者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作者本人。索尔仁尼琴从流放地到塔什干治病的坎坷经历和所见所闻,构成了《癌症楼》这部小说的基本素材。作者写出了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及其同病房里的各个病人的不同命运和经历,他们性格的形成和人性的扭曲。作者写的是人生的坎坷,但实际上是社会悲剧的写照。一个个知识分子和忠心耿耿的干部被捕、流放、劳改的事实,使作者陷入痛楚的沉思,思考产生这些悲剧的缘由。结果,他发现了社会机体上的“毒瘤”,从而加以无情地剖析,把致命的“癌细胞”公诸于世了。

90年代,在外面度过了20多年流亡生活的索尔仁尼琴终于回到了祖国,他的回归成为俄罗斯重大事件之一。他无疑是对60-70年代西方青年思想具有深远影响的,拥有“说真话”的独立人格力量的知识分子。在这个信任与责任严重匮乏的年代,没有人愿意忽略这样一个“不撒谎地生活”的人,同时也无比缅怀他。这些面来,除了给索尔仁尼琴写诗,人们还为他塑造雕像,用音乐歌唱他,用芭蕾舞演绎他。他是许多讽刺喜剧、长篇小说,和数十部科研著作的主人公,是美国各种学位论文钟爱的研究客体……一切都在于,他代表了20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和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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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很潦草的research,猜想是,瓦西里这个人物源于苏联文学历史上两个人物的交织。小说人物的名字和故事发生时间是源于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Семенович
Гроссман,1905.12.12-1964.9.14),早期从事于记者、作家等职业,发表当局认可的文章,后来在1961年创作完成《生存与命运》(以二战为背景描写苏联社会生活和无情战争的作品),也经过《新世界》等杂志审稿最终未能发表,并且被克格勃抄家。

  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在部队里呆过7年,又在劳改营里呆过7年,之后是在流放地度日。就在这时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进了“癌症楼”,经爱克斯光照射他病情好转。但是下一步的“激素疗法”将使他“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在他看来“是太残酷了”,他愤而反抗。表面上看来,科斯托格洛托夫过于粗鲁,喜欢嚷嚷,实际上他比较随和_点也不傲慢,只是他生活中充满了不幸,以致性格扭曲、性情暴躁。作者正是通过典型人物性格的扭曲,揭露和抨击了肃反扩大化以及此前此后一次次清洗的罪恶及其对千千万万人心灵的损害。主人公对生活冷眼旁观、对历史深沉反思的态度正是作者本人坎坷经历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但格罗斯曼并没有流放经历,有流放经历的是另一位苏联文学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12.11-2008.8.3)。索尔仁尼琴在斯大林时期因为和友人往来书信中有不敬言语而被克格勃流放劳改八年,赫鲁晓夫上台全面否定斯大林,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平反了一批政治犯,“解冻“批判斯大林的文学和艺术,包括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在流放期间以及平反后写了大量反映政治犯劳改相关题材的小说,部分在赫鲁晓夫当政早期发表,他本人还成为作协主要人物,1964年随着赫鲁晓夫下台被而遭到批判,作品无法在俄国出版,1968年在意大利发表《第一圈》((科学家作为政治犯关在秘密监狱的故事)和《癌症楼》(源于自己劳改期间得癌症接受治疗期间的所见所闻),1969年被开除作协,后被驱逐出境。

  科斯托格洛托夫知识渊博,但他无时不把爷爷的一句口头禅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傻瓜好为人师,而聪明人甘当学生。”即使在劳改营里他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吸取知识,甚至跟同营里原来是列宁格勒大学古代语文和古希腊、罗马文学讲师偷偷地学过拉丁文。科斯托格洛托夫又有着诗人的气质,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会不知不觉受到主人公精神境界的感染,从而寄予无限的同惰。请看科斯托格洛托夫是怎样谈到流放地的一条河的:“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悄然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的一掬水。”(第二十二章)渊博的知识和诗人的气质又使科斯托格洛托夫具有了哲人的思维特点。他希望有一个道德健全的社会,他从人体的肿瘤想到国家机体上的“肿瘤”,自己宁愿待在“癌症楼”里,也不愿被“关进围着铁丝网的地方去”。

精神和思想层面,我想索尔仁尼琴和小说人物瓦西里也是高度契合的,甚至远高于小说人物——坚定的异议者表达真实自我的人。这就不得不再介绍一些索尔仁尼琴的经历。1970年以短篇小说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因“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未去领奖,1962-1973创作《古拉格群岛》(采访前劳改营人员和自身经历反映主要是斯大林时期的劳改营情况,把整个苏联比作劳改营,而主人公叫做高尔基,讽刺的是斯大林早期推崇为作协主席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也叫高尔基),1973年在法国出版,1974年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境,后流亡到美国,美国将他作为批判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工具,授予美国荣誉公民称号,而后他又开始批判美国庸俗的物质消费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一个始终的异议者。1989年戈尔巴乔夫为其平反,1994年受叶利钦要求返回俄罗斯,但不认同叶利钦的政治方针又开始批判叶利钦。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小说《癌症楼》的全部素材几乎都取自现实生活,有其原型,就连书中写到的两条狗——茹克与托比克,从狗的名字直到通人性的习性,都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而并非杜撰,这一细节,读者只要参看一下译本前面的“作者生活照”便可一目了然。
“癌症楼”又仿佛是透视灵魂的一面巨大的照妖镜。那些自以为是健康的人,那些在官僚主义机制下“正常”运转的各个“部件”,实际上许多都是灵魂上的病人。像鲁萨诺夫之类的官僚主义者,致命的倒不是他下巴颏那儿的肿瘤,而是灵魂上的“癌细胞”。作者通过描写鲁萨诺夫怎样从一个工人步步高升、飞黄腾达,最后成为一个相当有权势的“领导干部”,揭示出特权阶层形成的社会根源及其道德沦丧、人性混灭的具体过程。鲁萨诺夫当年是靠告密,靠捏造事实、诬陷好人并使其遭到流放、家破人亡,靠踩着别人而升上去的,甚至还趁机霸占别人的住房。而后来,当受害者得到平反和恢复名誉,先后都回到原来的城市时,鲁萨诺夫却咬牙切齿,对反个人崇拜的人怀恨在心:“他们有什么权利现在把那些人一个个放出来?”还恬不知耻地说:“怎么能这样不近人情地作践人呢?”(第十三章)

这两个人的经历交织起来,我想大概拼织了小说人物瓦西里的经历。或者说,苏联时期的杰出文学家的经历大体是相似的,正是战斗名族的不屈精神、20世纪80年代伟大的文学传统以及苏联时期的社会政治黑暗,造就了苏联时期的文学家。

  科斯托格洛托夫对鲁萨诺夫这类靠诬陷手段爬上领导岗位的人恨之入骨,所以他才总是那么冷嘲热讽、满口粗话甚至无礼地对待鲁萨诺夫,不仅不正眼瞧他.简直巴不得让肿瘤置他于死地。这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排解内心痛苦、反抗社会不公的一种手段。看到鲁萨诺夫在癌症楼里仍然权迷心窍、居高临下、放不下架子,科斯托格洛托夫不由得怒火中烧,决心报复。可惜的是,在癌症楼里,病员们几乎都“跟呆头呆脑的鸡似的。每一只都面临着喉管上挨一刀,可还都在咕咕哒哒,到处觅食。一只被抓去宰了,而其余的还在刨土觅食。”小说《癌症楼》里几乎通篇都是这种象征和语义双关的写法。作者在第九章结尾处,写到癌症楼里的三个同病房的病号,送一位出院等死的病友时插叙道:“这真有点像过去偶尔送出狱的人那种情景。”在作者笔下,癌症楼几乎等同于监狱,而这监狱又是终生监禁的“死牢”,因为即使有人可以从这座‘滥狱”里出去,“可一出大门他就又会被逮捕”。

于是,我真心希望,政治斗争在任何一个主义和时代都无法避免,权利斗争未必处处可行,但对于每一个国家、民族,可以让文学生命之火生生不息,哪怕当时被压制,但不会熄灭,并随时可以光芒燃烧。

  从艺术手法上看,作者的细腻笔触简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哪怕只读了一遍,读者也不会忘记同名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主人公是怎样把粥碗舐得光光的,而《癌症楼》里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是怎样从签子上“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烤羊肉串的肉块的。“司机们每人吃完四五串烤肉,发动引擎开车走了,而奥列格却还在吮自己的那一串。他用舌头和嘴唇感受着每一小块鲜嫩的肉如何渗出汁来,如何散发香味,又怎样火候到家而丝毫不焦,感受着每一小块这样的肉里还蕴藏着多少未被破坏的天然魁力……”(第三十五章)

有时间我想去读一读上面提到过的苏联作品,所以顺便附上了豆瓣的链接,让你对这些作品可以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所以选了一首俄国伟大作曲家的作品作为背景音乐,

  看来,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面对死亡与癌症的态度,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生命激情,正是作者着意传达的重点之一。至于怎样传达,通过什么传达,那大概就涉及到作者独运匠心的构思和特殊的艺术技巧了。小说《癌症楼》中,梦境、幻觉以及本能的冲动等下意识活动占有一定的比重,作者还采用了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等手法,这就使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意识流”特色。作者通过对性欲的描写,揭示存在于人身上的感惰是无法灭绝的真理。即使感情由于客观原因暂时混灭,到了一定的时候还是会复苏的。在流放地,“从村子的各个角落整夜都有毛驴和骆驼在各自的围栏和院子里像吹号似地发出急切、得意的嘶鸣,表达它们求偶的情欲和传宗接代的信心。这种求偶的呼声在奥列格本人的胸中引起了共鸣。”(第二十章)即使在他多年经受劳改、流放、沉冤难白而来到“癌症楼”治病的时候,人性乃至性意识也在他身上猛醒:他开始注意女人的腿,开始想到女人,因为“他多年压根儿没看到过女人。当然也没接近过。他听不到她们的说话声,他不记得什么是女人的声音了。”(第十八章)强烈的情欲,本能的欲望,在作者笔下,成为生命力的一种标志。通过对性欲的描写,作者展示出主人公追求精神自由的心灵世界,并以此表现主人公对自己“被永远流放”的现实世界所进行的反抗。在科斯托格洛托夫头脑里,“生活的花朵”全在女人身上。作者虽然写了惰欲,但并没有写淫乱。作者旨在突出的是:精神上的痛苦比肉体上的痛苦更难忍受。这就是为什么生者比死者更痛苦:“对男人战争是慈悲的,把他们带走了,而把女人留下来受痛苦折磨。”(第二十五章)科斯托格洛托夫是“铁丝网内”不幸朋辈中的幸存者,他感情上变得麻木了,政治热情已消失殆尽,似乎惟有与动物本能相通的性欲尚存。作者常常采用“意识流”手法,使主人公追求女性时不受理性控制的下意识内心活动得以自然流露。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也毕竟是有区别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岂不也曾试图以理智去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行,应当设法从这种情感的浪潮中摆脱出来。下能每遇到一个可爱的女人就失魂落魄。”(第十七章)

最后借用索尔仁尼琴的一段话作为收尾:

  在“性”的描写方面,小说作者所着力写的是心理活动。作者笔下的一切,似乎无不是象征和隐喻,暗示着人的心理意识情绪。从焦姆卡和阿霞这对青少年病号身上读者看到了性的自然萌动和主人公的心理状态,看到了他们情感的冲动和困惑。这里,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对合乎自然的青春活力乃至性的欲望所给予的合乎情理的赞美。

我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在我的生命尽头,我希望我搜集到并在随后向读者推荐的、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是它们搭救了我们。

  《癌症楼》是一部呼唤人性的人道主义作品,同时又是剖析社会“毒瘤”、反思时代和历史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无疑会使读者增强涤荡社会顽症的信心。

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索尔仁尼琴及其作品是极为复杂的一个突出现象,他的社会观。道德观和文学创作的艺术特点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课题。目前,仅就他的文学作品来说,无疑,他是一位杰出的咋家,他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传统。前苏联文艺界已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他的创作活动了,有些作家已开始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在1980年,一位日本学者访问我国时,曾把索尔仁尼琴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提并论,现在看来,这不是没有依据的。不过,就索尔仁尼琴的深沉、阴郁、悲怆的创作基调和力度来说,我们倒是宁愿说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为接近。

另,附上我为了解锁我对苏联历史脉络的困惑,做的一些简单的历史时间轴:

  1989年9月

1917年3月,二月革命,沙皇下台,俄罗斯帝国解体,成立临时政府

1914-1918,一战

1917年11月,十月革命,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夺权,成立苏维埃俄国,即苏俄

1918-1920苏俄内战,红军VS白军&资本主义势力

1922年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列宁因病为名誉主席,1924年列宁病逝,1925年斯大林掌权。

20世界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包括很多作家、艺术家;

1941年,德国向苏联发动战争,1941年12月苏联开始反击;

1945年5月赢得卫国战争胜利,占领柏林;

1947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

1953年,斯大林病逝,赫鲁晓夫在政治斗争中打败贝利亚,掌权;

1955年,华沙公约组织成立,冷战局面形成;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政治上全面否定斯大林,平反政治犯,经济上重工业轻农业,军事上,冷战和军备竞赛,文艺上,掀起解冻文学思潮;

1956年10月,由于斯大林形象的坍塌(其他苏联国家也存在类似的高压和极权政策)以及赫鲁晓夫的解冻行为,引发了匈牙利和波兰人民的不满,爆发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十月事件。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1964年,因“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被迫下台,勃列日涅夫政变上台,军事上冲突和扩张不断,经济上进入停滞时代;

1982年,勃列日涅夫趋势,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掌权;

1985年,戈尔巴乔夫掌权,经济改革失败

1989年,戈尔巴乔夫实行开放性政策,东欧剧变,苏联混乱。

1991年底,戈尔巴乔夫辞职,苏联解体,被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联邦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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