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剖析,可每一种变老的人为啥无法公平地养老

美国的社会评论家克里斯多夫·拉许在他的畅销之作《菁英的反叛》中,以这样的句子开篇:“从
前,被认为会威胁到西方文化的社会秩序和文明化传统的是‘大众的反叛’。然而在我们的时代里,主要的威胁似乎来自于社会阶层的顶端,而不是群众。这个剧变混淆了我们对历史轨迹的期望,也使得长期因袭的假设出现
了问题。”拉许在陈述这个观点的时候,只是很谨慎地表示出了对美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一些疑虑,他根本想不到几十年后,这个当年小心翼翼说出的想法会随着全
球化的旋风扩散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并一次次印证在这个奇特的国度中发生过的那么多蹊跷之极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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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种印象越来越强烈:我们的社会正在日益分化为两个特征极其明显的不同阶层。我不知道这
样说是否合适,但是传统的菁英们就如同拉许笔下的那些上层人,他们不但拥有财产、特权和教育能力,还拥有一种“菁英意识”,即“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他
们彰显自我财富和权力的同时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和责任。而与此同时,传统的大众也被这种菁英意识所吸引,努力去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跻身于这样的菁英阶层,社
会的这种合理流动性又加剧了两个阶层之间的紧密联系,大众与菁英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隔膜,更不存在相互的仇视和敌对。但在我们的现实时代的生活中,我们发
现了越来越多的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正日益丧失自我的“菁英意识”,他们仇视大众,亦如大众日益仇视他们的怒火熊熊燃烧。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
意义上的菁英群体,这些伪菁英们所展示对财富的贪欲,对权力的贪婪,对大众的傲慢都日益加剧社会的极端分化,而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大众,做着奴役般的毫无出
路的工作,所有人的生活都希望渺茫,一生苦苦挣扎奋斗只为一套产权只有七十年的商品房。财富的两极分化,权力的高度集中,经济的日益通货膨胀,致使两个阶
层的矛盾突出。借用一个熟悉句式我们可以这样形容: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大众日益缩减的生存空间与那些特权菁英们日益张狂的生活方式及其蔑视大众的扭曲心
态之间的矛盾。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模型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抗拒一件事的到来:变老。

拉许在《菁英的反叛》中,用了一章的篇幅去分析社会流动性与民主社会的关系。在一个理想的民
主社会中,从大众到菁英这种身份的转变有许多渠道,其中最为重要的通过高等教育,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知识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向上流动
的渠道也正在日益干涸。教育的普及化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是现代教育的功能却逐渐趋于萎缩,学科的分化,知识的专门化,专家化知识成为了新的专
利,而专家和学者成为了那些伪菁英的帮凶,新的特权菁英阶层。当教育的渠道阻隔了社会阶层的正常运转和流动,特权阶层和大众阶层的分化开始趋于极端。在中
国,现在最为流行的一种向特权阶层流动的渠道是参加公务员考试。查阅相关的资料可以得知,所谓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
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在相关的解释中,公务员因其具有的双重法律身份而享有不同的法律地位:一方面,公务员是公民。这一身份决定了公务员首先享有自然人
的法律地位。但另一方面,“公务员是国家的公务员。这一身份决定了公务员享有公务员的法律地位”。
就公务员的职业属性而言,稳定的工资福利,完善的社会保障,让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空间,都极具诱惑力。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公务员报
考人数超过了140万,相对于过去几年增加了十几倍,而且这种趋势仍在以每年递增的方式增长。这是大众阶层向菁英阶层流动的一个典型缩影,但是这种流动性
却是以极其模糊的民主意识的丧失为代价。换句话说,公务员意味着可以拥有和利用政府的资源和权力,这种特权的使用不是基于健康社会的发展,而大多数是出于
个体的私心。从2009年网络流行语“七十码”到2010年流行的“我爸是李刚”可以窥探到这种特权阶层的日益猖獗:前者的象征符号是财富,后者的象征符
号是权力,而更多的时候是财富与权力的互相借用,互相掩护,用个不甚恰当的比方可谓是两者的“狼狈为奸”。

对阶层模型的排序问题通常是,把一个阶层占有的社会资源(权力、财富、声望)的多少量化为数值,再将各种资源的占有数据以一定的“权数”组合成不同阶层对社会资源综合占有的数字,并据此排列。本书作者以财富为基础,在参照权力、声望因素,借助综合数据,将中国阶层分为五级。

变老,它公平地对待所有的人,不因你财富的多寡,不因你权势的高低。它总是坚定地沿着那根时间轴,不声不响走把你带向那个目标,虽然它的步伐开始很慢,慢到你在年轻时几乎无法察觉,但最终会以加速度的方式让你觉得变老似乎只是一昼夜的事。

拉许在评论特权阶层存在的时候说,我们的社会问题不在于富人太有钱,而是“富人的财富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使他们隔离于普通生活”,“专业人士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是一个不祥之兆,同样危险的还有他们“对弱势人群自满的蔑视”。之所以
如此,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丧失了对诚实的体力劳动的尊重”。我们不仇富,除非我们受到了富人胁迫,从中无法感受到一个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平等存在;我
们对权力没有特别的厌恶情绪,除非这种权力的使用让我们丧失了基本的生存权利,从中再也无法感受到正义和公平的存在。《让子弹飞》中的姜文饰演的张麻子冒
充县太爷来鹅城上任,其中说他来鹅城只办三件事,那就是“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这恰恰是现实社会一个最为有力的反讽——公平的丧失是隐晦的,我
们只能在虚幻的影像中才能追寻到真正的公平和正义。特权阶层日益脱离公众生活,不但意味着社会责任的缺失,还意味着公共道德的滑坡。而这两者之间互为因
果,政府的不作为乃至法律制度执行上的两面性导致了特权阶层的不道德行为日益严重,这种行为的发生促使大众自发的联合,同心同力形成另一个对抗特权的大众
阶层,最终引发的结果可能是一种“大众的反叛”。

上等阶层:政府中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国有大型事业单位正副领导成员,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垄断企业的正副领导成员,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财富、权力、声望综合无疑处在金字塔顶峰。他们人数很少,但掌握着国家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对社会影响很大,并可以影响社会舆论。

不可抗拒地变老,是人生的无奈,但变老的人无法公平地养老,却是老年后最无法接受的无奈。前者是自然规律所致,我们无法抗拒,而后者是人为设置,要强行让我们屈辱地接受。

拉许在《菁英的反叛》的开篇时提到了西班牙着名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的那本名着《大众的反
叛》。加塞特的书写于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时值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因此有感而发。但在加塞特的笔下,菁英和大众的构成本来就是一种动态平衡的组合,他一
直都在强调,不能把大众理解为劳动阶层,也不能把菁英理解为高人一等的特权阶层,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人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
和使命;另一种人则放任自流——尤其对自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加塞特的这句话,“在后一种类型的人看来,生活总是处在既定的状态之中,没有必要作出任何
改善的努力——他们就像水流中漂浮的浮标,游移不定,随遇而安”。加塞特的本意是在说大众阶层,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发现这已经是所谓的特权阶层或者说“菁
英阶层”最为明显的特征:他们丧失了社会责任,对权力狂热,对财富不断攫取,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人生再无奋斗目标,大众苦苦挣扎一生追求的东西,他们唾
手可得,他们的“生活总处在既定的状态之中”,虚度生命和光阴。对他们而言,炫富和使用手中的权力压榨大众只是他们生活中很平常和普通的乐趣。

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政府官员怕失去权力,所以对政治改革抱有矛盾感。私有企业主怕失去财产,最希望宪法上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宪法中只有“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世界各主流国家的宪法也把这一条给废弃了)

我们知道,每个人最基本的养老需求和权利是相同的,消耗的社会资源基本上也是相等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实行等级制或歧视性的养老制度,这种没有最低养老保障的制度设计,置底层民众的养老困境而不顾,一心想到的是自家利益的权力自肥。

也许,我们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当这种“菁英”反叛的时代已经来临,“大众”反叛的时代还有多远?

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中高层干部、国家和省属事业单位中高级管理人员等。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

社会财富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创造的,不是靠权力天然获得的,因此,公平地享有社会财富是每个国民天经地义且不可被剥夺的权利。

中等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个体户中的一部分等。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既有向上流动也有向下流动的可能。

一个60岁的农民和一个60岁的普通公务员,其养老待遇有天壤之别,这种天壤之别的形成暴露了权贵阶层权力自肥和少数人通吃的恶意。和公务员一个月数千上万元的养老保障比,一个农民的养老少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公务员不仅拿着高额的养老金,而且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都是由普通纳税人替他们缴的养老保险,这种特权盘剥难道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党政官员在位时拿着比普通人高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工资,退休后依然享受着特权待遇,这难道就是我们时刻歌颂的新时代?这种特权制度的安排究竟体现和代表了谁的利益,又在为谁服务,难道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吗?

中下阶层:农民、农民工、工人。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上学是改变家庭状况的主要途径。

每个人生而平等,这种平等并不因为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有任何的改变,因此,当一个国民达到法定年龄退休时完全有正当理由享受与他人同等的社会福利,国家也理所应当地要为每一个国民提供这种基本保证,从而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下等阶层:城乡贫困人口。按照联合国日均生活费1美元的标准,有近亿,很难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在社会保障“少数人通吃”法则成为制度本质的现实中,当摆脱贫穷的努力遭遇到不公正社会制度制约时,国民自然会迫切产生对社会制度公正性的渴望。权贵阶层对底层民众基本利益的盘剥和挤压,使得底层民众此前对社会的所有贡献都付之东流,丧失对国家的认同感,并因此形成官民对立,贫富对抗。底层民众面临的老无所养的困境,是社会稳定的极大隐患,与太平盛世的新时代格格不入,也与我们苦苦追求的中国梦相去甚远。

由此可以分析出中国当前社会分层的特点:

农民种地不算工作,到老了没有退休一说,也就没有了退休工资养老。即便企业退休人员,也只是拿到少得可怜的退休金,可这些人和那些权贵和富人一样需要养老,需要有尊严的生活,他们需要获得同等的也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权利来养老。

80%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8%)和社会下层

基本的养老权利同样是人的生存权,是最为基本的人权。这基本的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和侵占的。现在的等级养老和歧视性的制度,是极其封建和专制的,是一种强权和对公平正义的挑战。一个人如果基本的权利得不到国家制度的保障,不能享有平等的权利生活在一个国度,那这个国家对他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以农民、工人、农民工为主体,以体力劳动为生,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着。他们是社会的基础,他们是向社会付出最大,得到社会回报最少的阶层。

既然每个人都会公平地变老,那么每个变老的人为什么不能公平地养老?

在社会阶层分析(四)中有具体提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导致城乡差别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如果现在的老人不能得到公平地养老,不仅是对老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年轻人的一种提醒:不能老有所养的未来是可怕的。

中间阶层比重太小,社会呈金字塔结构。

权力自肥和“少数人通吃”,是对社会财富的公然抢夺,是对公平正义的公然践踏,是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背叛。

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中国中间阶层比发达国家小得多,本书的中等阶层是以收入为标准。社会学家认为衡量中产阶层有四方面标准:职业标准、收入标准、消费及生活方式的标准、主观认同的标准。每当社会收入报告之类的文章发表出来后,会有许多人吐槽,认为自己“被平均”,这就是主观认同方面没达到标准。

仰望天国吧,而不是崇拜脚下的这块土地。

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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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全社会所关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会所敬重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会受到社会质疑。

官员在选拔中的不透明,以及干部选拔制度的种种弊端,在加上官僚阶层的集体腐败,这一切给原本应该光鲜亮丽的他们蒙上一层阴影。

私有企业主由于利社会转型期的种种漏洞,包括权钱交易,始终无法洗掉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原罪。因此,社会对他们利用不公平非正义取得的财富抱有仇视心理。

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错位现象。

不像美国,社会地位与其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由于转轨时期,社会财富流动的无序,发财不仅仅知识文化水平,而是靠机遇,靠大胆和务实,靠山关系。

可以看到,各阶层之间,在权力、财富、声望方面,有整体发展错位现象。如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私有企业主财富地位高,而声望低,政府官员权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说明现有的社会分层并不稳定,会带来权力、声望、金钱之间的互通有无。专家学者的声望正是被一批害群之马玩坏的,变为了“砖家”。

中国阶层结构的发展趋势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和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正在发生改变。上述的阶层模型也只是过渡状态。随着政治改革的推进,政府权力会缩小,社会权力会加大,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地位将上升。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只有如此,才会产生制约政治权力的社会权力,这正是市民社会茁壮发展的意义。

社会阶层流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社会地位的继承与流动:

社会阶层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分为平行流动和垂直流动。顾名思义,前者,是阶层内流动,后者,是阶层间流动。社会流动的客观因素与社会的机会均等程度有关。但绝对的机会均等又无法激励人的主观能动性,产生效率问题。可不平等又会引发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冲突,同样会对社会的运转效率产生影响。这就产生了一个两难境地。可以说社会的平等就是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唯一的办法就是加上公平这根平衡杆,把握住社会的重心。

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状况:

由于儒家社会的特性,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封闭社会,社会流动性很差。建国后,虽然阶层之间发生突变,底层人得以翻身,但还是处于身份社会,社会流动性很低。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才发生了重大的重组与分化。当是时,个人的阶层流动主要是个人奋斗在起作用,时移世易,个人奋斗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社会也日趋死水。

社会阶层流动的障碍:

阶层流动的状况与社会开放程度成正相关。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行政权力不受制衡,是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由于改革是至上而下的创新,政府职能反而得到强化,强化了“官本位”思想,容易造成寻租现象。

2.户籍制度也是一个因素,“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还是阻碍社会流动的重要“门槛”,这一身份标签与其所做的贡献截然不同。

3.教育不公平却是最容易引发愤怒的重要因素,它使低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是教育不公平的原因,它影响着阶层流动的机会均等。

阶级意识

如果说,阶层的划分还只是基于物质的、客观的因素。那么当一个阶层的人有了共同的意识——阶级意识,就成了阶级。

马克思曾说过,“没有阶级意识的阶级是不存在的。阶级与阶层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阶级意识”。

阶级意识是可以发展的,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归纳出以下几个因素:

1.同一阶层的人高度集中于一个区域,并且密切沟通,如贫民窟。

2.剥削,剥削导致阶级利益日益对立。

3.经济危机一遍遍的唤醒和强化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4.劳动异化。流水线作业是对人性的极大摧残,与人性相悖。

5.两极分化。财富的两极分化,使中间阶层减少。

6.同质化。无产阶级内部层次消失,更容易达到认识和政治行为的一致。

7.组织和斗争。在组织和斗争中,阶级意识更加强化。

阶级意识是阶级冲突的前提,社会资源不平均分配的程度;低层群体成员对自己利益认识的程度;低层群体成员拒绝接受既存社会关系模式;低层群体人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程度。这些共同决定着社会群体之间公开冲突的程度。

西方国家,通过工会的形式在社会内部进行着协调,缓和了阶级冲突。而社会主义国家想要将无产阶级置于政治的领导地位上,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可是又无法建立一个使劳动者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制度。

阶级意识更倾向于对立阶级间的利益冲突,而阶层意识不同阶层的自我认同和相互区别。

中国当代的阶级意识受到市场的影响,发生了重组,工人普遍摆正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认为自己是低下阶层。从马克思的阶级意思起源理论来看,中国各阶层不可能很快的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但随着阶层的固化,财富的分化,会加速阶级意识的发展。

各阶层和谐共处

阶层是利益差别的表现,利益差别的过分发展就会造成利益冲突。

政府的协调规范、保证公平是缓和阶层矛盾的重要途径。

qy8com千赢手机版,畅通的沟通渠道,有利于各阶层意见的表达。

对中间组织的培育,可建立风险和冲突的缓冲带。

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制度和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相结合,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这本书的读书笔记也正式结束了,由于才学习对读书的输出,总感觉都很重要,也写到了现在。现在就是最重要的环节了,书评。

这本书作者是杨继绳,新华社曾经的高级记者,也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副社长,虽然《炎黄春秋》已经被关停。在精读的过程中,最大的体会是杨先生不像是一个记者,更像学者。作为记者,他以丰厚的阅历,开阔的视角统筹社会分析这个大命题。作为学者,他以严谨的态度,扎实的数据为这个命题提供论据。虽然他是自由主义的信仰者,却不落窠臼,在行文间实事求是,以理服人,逻辑缜密。

最大的收获是刷新了一些概念。

具体到本书,深者不觉其浅,浅者不觉其深。如果有耐心的话,还是可以看看的,可以对中国的社会有个整体的认识,不至于“横看成岭侧成峰”。

最后,预告,明天开始进行社会学的主题阅读。在文末写出来也是一个承诺,一个对自己的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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