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学术界回看,驶向哪里

阿桑奇所诉求的那种没有秘密的权力,那种极端民主、完全开放、全然透明的政治,终将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但这种政治介入方式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权力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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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泄密”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杨光斌 (进入专栏)
 

杨光斌 (进入专栏)
 

维基泄密:喧哗中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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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维基泄密”犹如一匹彪悍的黑马闯入政治的敏感地带。这个年仅四岁的网站此前已初露锋芒,而从2010年
4月开始,一系列更为“猖狂”的泄密举措,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中心,曾经的“黑客”阿桑奇一举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一切
几乎突如其来,匆忙的评论者使用各种标签来为之定性——民主、透明性、知情权或者无政府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式的超限战,却未必能完全把握维基泄密的涵义与后
果。但可以肯定,只有短视的目光才会视其为一场“恶作剧”而低估它所蕴含的政治与文化力量,也只有迟钝的头脑才会被它的“反美面目”所迷惑而暗自庆幸。

    

  
洛克式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诞生以后,世界秩序不是更安宁了而是更有冲突性了,欧洲、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世界从此变得更不平静了。读书人如果只盲信西方人说的洛克式自由主义与看上去很美的“自由民主”的密切关系、而看不到或者不愿意承认洛克式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贸易和殖民主义的关系,那是知识的悲哀。

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在思想界,对维基泄密的反应是多样的,也并不完全符合惯常的政治分界线。大多数国家还在观望,而急于表态的政府可能失之草
率。俄罗斯政府总统办公室在2010年12月发布一项声明,呼吁非政府组织考虑,提名阿桑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阿桑奇却对莫斯科一家报纸提出忠告:
“请克里姆林宫最好能稳住自己,准备迎接维基泄密下一波针对俄国的揭露。”而美国和伊朗竟奇异地处在同一条批评阵线。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谴责,对美
国外交电文的泄露“不仅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利益的攻击,也是对国际共同体的攻击”。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彼得·金主张将维基泄
密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而伊朗总统内贾德也指责,维基泄密的行动是一场毫无价值的恶作剧,所公布的文件是“美国政府有计划准备和公布的”,为的是败
坏伊朗政府的名誉,挑拨伊朗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关系。

  
〔摘要〕世界近代文明史或许可以从“民主”的角度而重新书写,但是这个角度的世界史必然是一部充满冲突的历史。近代民主的“元形式”即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及其关系、以及作为民主形式变种的民族主义民主、伊斯兰主义民主和民粹主义民主与元形式民主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部冲突性的世界政治图景,影响着世界秩序的走向。世界政治告诉我们,“文明的冲突”因民主化和民主而变得更加可能和现实,民主是从文明认同差异到文明冲突之间的中介机制。鉴于此,民主的内容、民主的内在属性以及其在各国政体中的真正位置,都需要重新审视。在价值上是公共善的民主,在制度意义上它只不过是国家建设诸多方面的一个讲究“时间性”的方面,不能在“元叙事”上谈论民主——民主是一切善恶的根源。

  
公元2016年必将是世界民主史上极为沉重的一年。美国大选所出现的“特朗普奇葩”和社会主义者“桑德斯旋风”,只是民主的皮毛问题,是底层百姓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象征性抗议,最终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更严重的是,美国制度已经演变为事实上变成了大肆牺牲公民生命权的寡头体制,为此才有奥兰多酒馆大屠杀和达拉斯对白人警察的狙击战。在英国,被认为最富有理性的选民则发动了“脱欧公投”,是一种老一代人牺牲年轻人利益的公投,用时髦的话说是“代际正义”问题,结果400万人后悔,要求重新公投,把公投当儿戏。在法国,国庆日发生在尼斯的大屠杀只是法国和欧洲遭遇到的来自中东穆斯林袭击的最新案例而已,欧洲人所高扬的普世价值和普世人权遇到严峻挑战。在连接亚欧的土耳其,被认为伊斯兰文明中最成功的代议制民主,则发动了军事政变——拥护世俗主义的军人和伊斯兰化政权之间的流血的政治。

西方知识界的相关辩论已经开始,在自由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左翼斗士乔姆斯基不出所料地站在阿桑奇一边。在一次访谈中,乔姆斯基回顾了
他在1971年帮助艾斯伯格解密《五角大楼文件》的经历,指出此事件与维基泄密的共同性——“有些事情,美国人应当知晓,而
政府不让他们知道。”他还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阿桑奇是在履行他的公民义务,勇敢而光荣。”反抗当权者的压制“应当成为珍视自由与民主的人们的首要关
切”。着名电影人摩尔在伦敦法院为保释阿桑奇捐资两万美元,并发表一项声明。他认为,若是在
2002年就有维基泄密来曝光内幕,那么基于谎言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未必能开始,因为开战的条件是“谎言能被保密”。而正是因为“暴露和羞辱了那些想要
掩盖真相的人”,维基泄密才会遭受如此恶毒的攻击。但下一次战争也许就没那么容易发动了,因为局面翻转过来——“老大哥”正在受到我们的监视!开放性、透
明性是公民仅有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对抗权势与腐败。摩尔承认,维基泄密可能会对外交谈判以及美国的利益造成意外的伤害,但他辩护说,这是一个用谎言将我们
带入战争的政府所支付的代价。

   〔关键词〕民主;文明的冲突;世界政治;国家建设

   民主的世界为何如此波云诡谲?“民主方舟”将驶向何处?

聪明而博学的意大利作家艾柯在法国《解放报》发表评论,以他擅长的迂回笔法指出,维基泄密所揭露的秘密实际上都在人
们意料之中,因此泄密最终变成了一个“假冒的丑闻”。也就是说,只有你假装对主导着国家、公民与新闻界之间关系的那种伪善
一无所知,才会被泄密所震惊,才会感到这是一桩丑闻。但是,公开泄密仍然是对这种伪善责任的一种破坏。美国外交的力量依靠那种煞有介事的秘密,如果秘密被
发现是空洞的,那就等于剥夺了这种力量。无论这篇文章多么曲折,狡黠的艾柯与愤怒的摩尔同样看到关键的一点,一种翻转的奥威尔寓言:“老大哥”也正在被公
民们监视!

    

  
民主是精神是价值,也是工具是制度,而民主精神之光能照射多远,价值尺度有多高,说到底取决于民主制度的运行状况。民主制度不会自动实施,需要实施的主体或者说力量。可以把民主制度做很多比喻,一辆装甲战车,一辆小汽车,一叶轻舟,甚或一只巨型的“诺亚方舟”,这些都需要人去驾驶,否则都是毫无价值的摆设;不同的人因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技能,所驾驶的“方舟”的方向和效果完全不一样,甚至与既定的目标和方向背道而驰,或者始终不能抵达目的地。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生活常识。民主制度的实施者或是自由主义,或是社会主义,或是民族主义,或者是伊斯兰主义,这已经是世界民主政治所呈现的不可回避的事实。但是,很多人已经习惯于自由主义民主并以之而衡量民主的真假和民主的好坏,这种“尺度”是可以理解的,也值得几许的同情,但是这种“尺度”却无法解释各种民主力量给人类带来的无情冲击,更无法使得各种民主类型都变成自由主义民主。何况,在西方国家,自由主义民主本身也变味了。

英国自由左派网络杂志Spiked刊登一组文章对维基泄密提出批评。其中着名知识分子、肯特大学社会学家富瑞迪的
文章最为犀利。他在标题中就点明了自己的批判观点:“这不是新闻业,这是窥视癖。”富瑞迪认为,无论是一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党人公布沙俄与外国势力的秘密通
讯,还是1971年艾斯伯格向《纽约时报》透露《五角大楼文件》,都显示了清晰的社会或政治目标。而维基泄密所提供的信息并不是致力于这种高贵的目标,它
只是“为了羞辱和播种混乱”。表面上,它对公众知情权的主张肯认了民主精神,但在这一事件中,“‘知情权’这一观念实际上关涉的是对人们的想象所做的讽刺
性操纵,那些支离破碎、易于消费的窥视癖式的流言蜚语,被重新铸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真相的重大部分”。富瑞迪批评某些高水准报纸对维基泄密的赞誉,认为这
是“一种犬儒式的企图,将窥视癖变为一种美德”,透露出“当代公共生活的道德与文化规范”的危机。

  
“文明的冲突”因“民主”而成为现实,这大概亨廷顿当年不曾预料到,或者说亨廷顿不会刻意把民主与文明的冲突的关系突出出来。虽然亨廷顿也偶尔提及民主化对于“文明的冲突”的影响,〔1〕但核心是论证种族认同所引发的冲突,并专门以巴尔干半岛为例论证建构出来的种族认同如何导致种族清洗式的文明的冲突。〔2〕

  
近代民主的“元形式”即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及其关系、以及作为民主形式变种的民族主义民主、伊斯兰主义民主和民粹主义民主与元形式民主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部冲突性的世界政治图景,影响着世界秩序的走向。公元2016年的民主乱局,只不过是世界民主政治逻辑的一种结构性结果。

美国知识界的重要刊物《新共和》在其网站上对这一事件发表了大量评论,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1960年代左翼学生运动领袖吉特林
最为活跃。他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的联署公开信上签名,抗议司法部依据《反间谍法》对阿桑奇展开调查和起诉的动议。但吉
特林也对外交电文的泄密事件提出批评,指责其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认为,只要国家存在就会有外交,而有外交就会有机密。阿桑奇的方式“不是主张应该向
国家施压去改进它做得很差的地方,而是主张国家就不应该存在”。吉特林的文章遭到格林沃德的反驳,彼此发生了多个回合
的交锋。格林沃德是美国的宪法律师、政论作家以及着名网络杂志“沙龙”的主要作者,也在公共讨论中成为维基泄密最强劲的辩护者之一。他特别
反驳了那种最流行的批评:维基泄密不加区别地将海量机密信息“倾倒”在网络上,这只是追求暴露的轰动效应,而实际上对改变强权与腐败的政治无所作为。格林
沃德引用事实指出,所谓“不加区别的泄密”完全是误传,维基泄密至今只是有选择地发布了所掌握的文件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且已经与欧美五大报刊(英国
《卫报》、美国《纽约时报》、德国《明镜》、法国《世界报》和西班牙《国家报》)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专业人员介入了筛选和编辑的过程,包括为保护个人隐私
而做的必要删节。就反抗密谋政治的目标而论,阿桑奇的确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他并不具有制止战争的职责和能力。的确,维基泄密仅仅做了一部分而不是所
有重要的事情,但这能构成指责它的理由吗?

  
本文所要回答的是,近代以来的种族-宗教认同(本文有时统称“文化认同”)固然是“文明的冲突”的一个重要诱因,但是历史上很多种族-宗教认同问题、哪怕是种族-宗教认同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冲突或者战争,其中的差异在哪里?为什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种族-宗教认同危机会演绎出不同的结局?为此就必须寻找从文化认同到文明冲突之间的中介机制,我认为这个机制就是民主化或者民主本身。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带来对世界未来秩序的思考:如果文明的冲突是必然的和普遍的,而民主又是文明冲突的内在机制,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推广民主的国家安全战略最终却在为自己制造敌人?“阿拉伯之春”或许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近代民主的“元形式”及其变种

新技术时代正在展开其超出人们想象的可能性:一种非国家的、个人的组织能够形成以弱制强的政治与文化力量。这可以表现为恐怖主义的攻击,也可以
表现为民主性的力量。维基泄密无论有多少值得商榷与改进之处,却代表了对权力和信息垄断的颠覆,对密谋政治的挑衅。这不只是对美国的威胁,它挑战的目标甚
至不只是国家,而是针对一切有权势的机构。阿桑奇所诉求的那种没有秘密的权力,那种极端民主、完全开放、全然透明
的政治,终将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但这种政治介入方式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权力地形图”。也许,在一个新技术与民主化的时代,强势者不得不严肃地对待来
自公民的新生力量。

  
曾何几时,伴随着“历史的终结”的大狂欢,西方思想界制造出“民主和平”即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的康德的“永久的和平”论。此时,头脑清醒者提醒人们,在民主转型中,由于垄断性体制的瓦解和毫无约束的言论自由,各方都会毫无节制地诉诸于民族主义动员而获得权力,因此民主化过程中发生战争的几率更高。〔3〕第三波民主化验证了这一道理,“阿拉伯之春”也是如此。但是,问题是,即使是老牌的民主国家之间及其国内,冲突也从来不断,比如印巴之间以及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的国内。也就是说,不但民主化转型会诱发国家冲突,巩固的民主国家同样会发生冲突。根本原因在于,过去我们对于民主的期许太高,以为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本文最后我将详细论述,尽管民主是一种相对于君主制-贵族制等权力私有制的“权力公有制”,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和价值优越,但是民主说到底也不过是一种政体,而且是根本利益大调整的政体,因此民主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冲突。从第一波民主化到不被西方人视为“民主化”的民族解放运动(19

  

《经济学人》刊登中国特别报道

   世纪40 年代-
70年代),民主化都带来国内和国际冲突;而当民主遭遇伊斯兰主义或者与伊斯兰主义合谋的时候,民主所带来的冲突几乎是难以调和的,这是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所不曾有的冲突模式。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对于民主的一系列错误认识,比如民主在国际上有利于世界和平,在国内是一种最好的利益调节机制而保证国泰民安。民主本身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民主本身就是根本利益结构的再调整这一事实表明,民主是一个冲突性概念,而且是一个扩张性的冲突性概念,就像看上去很美的“文明”一样会带来冲突。民主本身不会自动而和谐地调节利益冲突,能够安顿利益冲突的是法治,比如当2000年美国大选陷入僵局时,是最高法院定输赢。

  
能够称得上政体意义上的民主,分别是自由主义民主以及与之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民主变种后的民族主义民主与伊斯兰主义民主。

英国着名《经济学人》杂志以罕见的醒目方式,刊登一篇长达十四页的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并在12月2日的网络版
上全文发布,引起广泛关注,《福布斯》等媒体网站迅速做出评论与回应。这篇报道的导引文章以“正在崛起之中国的危险”
(ThedangersofarisingChina)为题,作为“封面故事”推出。但整个报道无意宣扬“中国威胁论”,而是力图深度分析“中
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原题为“AspecialreportonChina’splaceintheworld”)。

  
当西方人心目中的属于个人权利范畴的自由的民主延伸到其他文化-文明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自由主义民主”就变成了“民族主义民主”和“伊斯兰主义民主”,或者演变成“民粹主义民主”。显然,这些变种后的“民主”的冲突属性就会得到加强,它们甚至会压制和摧毁原生态的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民主,使得诸种民主形式之间有了内在张力和冲突。

  
自由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一对大家都知道的老冤家,在冷战中打斗不停,纠缠不休。看上去对立的自由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二者之间却存在共同基础或者享有最大公约数,即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所不同的是,一个是更多的强调自由,一个是更真实平等;在此基础上,一个是更突出经济上的个人自由,一个是更强调经济上的集体平等权。

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大国的崛起几乎总是伴随着暴力冲突与战争,中国是否真的会如其承诺的那样“和平崛起”?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导
引文章举出例证来刻画中国形象的两面性:一方面中国致力于让“焦虑的世界”安心,另一方面“通情达理的中国时而会让位于好斗的中国”。历史经验显示,一对
大国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了世界是否和平(有英国与美国这样的正面例子,也有英国与德国这样的反面例子),因此今天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对世界局势至关重要。虽
然迄今为止情况还相当不错,因为中国全心投入经济发展,而美国的安全着眼于反恐战争。但两国之间仍然互相猜疑:“中国将美国视为一个终将会阻碍自己崛起的
衰退中的强国;而美国则担心中国的民族主义在重振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推动下将会伸张自己。”作者指出,对中美必将发生冲突的悲观主义看法或许不无理由,但
“中国未必成为一个敌人”,因为许多证据表明,一个稳定的世界对两国都更为有利。而“最会让中国变成敌人的做法就是将它当作一个敌人来对待”。历史表明,
“如果兴起中的强国相信它能不受阻碍地崛起,而当道的强国也相信它对世界的运作不会受到根本的威胁,那么超级大国就可以和平共处”。因此,关键在于增强大
国之间的彼此信任。较之历史上的强国,中美两国具有一种后知之明的优势:“它们都见证了二十世纪灾难性的错误。而确保二十一世纪不再重蹈覆辙也将取决于它
们。”

  
如果把世界近代政治文明史看做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人类不可阻挡的平等化趋势以及由此而来的民主化的历史,而民主本身具有冲突属性,民主的历史就是人类利益大冲突的历史,只不过这种利益冲突在西方国家似乎已经成为过去时,因而“非历史的”西方行为主义社会科学总是以乐观主义姿态看待民主,即忘却民主的冲突过程而极力推广民主的终端模式,结果却是变种的民主反过来压制甚至摧毁西方人所熟悉的自由主义民主。这种历史的非预期结果肯定不是西方人所乐见的。

  
自由主义民主来自洛克式自由主义,而洛克式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个人财产权。在市场化社会,个人能力的不平等以及继承下来的不平等如财产权,必然导致个人占有财富的不平等,因此洛克式自由主义说到底就是麦克弗森所说的“个人占有主义”。遗憾的是,我们所熟悉的民主理论家如罗伯特•达尔,还如萨托利,都避而不谈资本权力。林德布诺姆在《政治与市场》中指出,不关照大企业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还有多少意义?

报道的主体分为六篇文章。首篇《卧薪尝胆》以着名的中国典故“越王勾践”开始,暗示着中国人的隐忍之
心与雪耻情结,但作者随即援引哈佛大学科恩教授对这一典故的新阐释:当今中国将勾践精神理解为“代表了自我改进与奉献,而不是复
仇”。中国反复宣称其崛起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而其他国家对此仍心有余悸,未来的前景包含着危险的不确定性。《第四个现代
化》(Thefourthmodernisation)一文着眼于分析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及其困难,以及对中美军事力量对比的意义。《悬而未
决》讨论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日本与印度等亚洲国家所引起的复杂反应。《朋友,或其
他》探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及其内在矛盾——美国希望与中国发展经贸合作,也希望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中发挥更为积极的
作用,但同时又担忧自己的地位会受到中国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威胁。这种伙伴与对手的双重关系困扰着美国。但美国不可能以冷战时代遏制苏联的方式来应对
中国,因为这会付出过高的代价,而结局会是两败俱伤。因此,“承受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外交前所未有的考验”。《更少韬光养
晦》探讨了中国在维护其核心利益方面表现出的决绝倾向。但文章指出,民族主义的高涨也正困扰着中国的外
交事务。如果一切妥协都被看作是软弱或投降,那么大国外交就很少有回旋余地,而过于强硬的立场又会使周边国家感到威胁,使“和平崛起”的承诺遭到怀疑。

    

  
在历史的政治实践上,以放任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以计划的统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放任资本主义的反面或者补救,计划的统制经济在财产所有制上的国家所有以及期盼由此而带来的人人平等,最终却陷于制度上的统制经济和结果上的经济停滞,因而作为政体的传统社会主义民主也不符合理想中的正义原则,以至于社会主义阵营最终以苏联解体、东欧突变而告终,中国也不得不改革开放并由此而形成混合经济。

报道以《战略信心保障》一文收尾。作者认为,中美之间分享着许多重要目标,而和平共存最有利于实现这些共同目标。文章继而对消除两国间猜疑的方式提出十点建议,这包括:美国应自愿放弃在核攻击方面的优势,而
维持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常规军事优势;中美两国应当在军事准则方面加强对话合作;亚洲需要形成预防海洋争端升级的规则;美国必须更为一致地遵守自己信奉的国
际规则;中国应该防止恶性民族主义的流布;中美都应当致力于运用多边外交;亚洲国家需要清理盘根错节的区域安全组织,也需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付诸更多的努
力。报道以首尾呼应的方式回到越王勾践的故事:赢得胜利后的勾践在得意忘形中沦为一个暴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崛起注定会造成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抗或冲
突。作者再次强调,勾践的故事有多重阐释,“而未来,一如这个故事,是我们造就的”。

   一、近代民主的“元形式”及其变种

  
尽管自由主义民主和传统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内在的冲突性,但并不是不能融通,事实上自由主义民主吸纳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而社会主义民主也汲取了不少自由主义的要素,因为二者之间具有共同的源头,也有自由、平等、民主等最大公约数。在理论上尤其在制度安排上,二者依然会有冲突,但在冷战以后,其冲突的烈度已经让位于自由主义民主与其他民主形式的冲突,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民主的最大敌人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民主,而是变种后的民主形式即民族主义民主和伊斯兰主义民主。

这篇报道由资深记者爱德华·卡尔经过精心采访和大量引证撰写而成。在其“来源与致谢”中,给出了一份来自不同国家、
持有各种立场与观点的二十六位学者专家的名单。报道有大量的实例分析与名家观点相呼应,鲜有简单武断的判断而多见平衡审慎的分
析。显然,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已经越来越重要,任何简单化的褒贬都无济于事。这篇报道是为深入洞悉中国问题的多重维度和复杂性而做出的一次有益尝试。

  
世界上的民主理论形形色色,诸如选举民主、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等各种实证民主理论和这些理论相关的民主形式,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本文所关心的是那些能对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构成重大影响的民主形式,即能够称得上政体意义上的民主,它们分别是自由主义民主以及与之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民主变种后的民族主义民主与伊斯兰主义民主。

  
民族主义民主。对于自由主义来说,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平等的自由民主才是民主,其他形式的民主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这种看法并不符合理论、历史与现实。

道德与理性:跨学科的对话

  
把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与民主关联起来的根据是什么?对于西方人而言,民主是以不同的宪法形式呈现出来的(联邦制或中央集权制,国会制或分权制,任期制),竞争性选举与民主制是密不可分的,民主政治两个主要方面是平等和自由,所以西方人熟悉的民主是“自由的民主”。其实,对于民主的本义而言,平等权才是判断一切形式民主的根本标准。在国内政治中,平等权可体现为平等的选举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世界政治中,平等权是种族/民族的平等权或者政治共同体的文化/宗教平等权,是从国内政治的个人权利演变为世界政治的政治共同体的平等权利。其实,如果有人认为把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与民主叠加在一起有问题的话,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叠加同样是问题,正如萨托利所言:自由和民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倾注了巨大努力才把这两个概念糅合在一起。总之,本文以平等权为标准而区分民主的基本形式,有时用于国内政治民主的个人平等权(或者阶级的集体平等权如普选权),有时用于世界政治的集体平等权。

  
在历史上,民主和民族主义几乎是一对孪生概念。法国革命者在《人权宣言》中明确提出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基于康德的自由和自决观念,费希特(
1762~1814)
演绎出了民族自决理论。法国大革命催生了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从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到德国的民族主义,无不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

坦普尔顿基金会以赞助科学与宗教问题研究而闻名,其“大问题对话”
(TheBigQuestionsconversations)系列,每年邀请十多位着名学者与公共人物,就“经久不衰而备受争议的”重大问题做出
书面回应,在知识界越来越引人注目。2010年第六届大问题对话的主题是:“道德行动依赖于理性推论吗?”十三位作者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就这一问题各抒己见,汇编为一部五十多页的文集在春季发布。《大西洋月刊》、《探索》、《新科学家》、《纽约书评》与《纽约
客》等英美报刊媒体予以报道。

  
自由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一对大家都知道的老冤家,在冷战中打斗不停,纠缠不休。看上去对立的自由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二者之间却存在共同基础或者享有最大公约数,即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所不同的是,一个是更多的强调自由,一个是更重视平等;在此基础上,一个是更突出经济上的个人自由,一个是更强调经济上的集体平等权。

  
民族主义的壮大也是世界民主化的产物。“威尔逊十四条”和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指导下的苏俄主动放弃沙皇帝国的殖民地,无疑具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性质,事实上也推动了国家关系的平等化。二战后,从冷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到冷战后的民族主义的复兴,无不与民主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民族主义是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平等权的产物。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考斯戈德相信,在大多数日常情景中,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主要都是意识的结果;普林斯
顿大学政治与法学理论家乔治认为,在道德行动中我们常常追求那些表面上“没有好处”的目标,它们的“内在价值”必定来自我
们基于理性的理解。他们都坚持理性思考对道德行为的重要作用。而加州大学心智研究中心主任葛泽尼伽持有不同看法。
他指出,最近脑科学研究的进展显示,道德决定的过程发生在大脑有意识的自觉之前。着名哲学家和作家戈德斯坦认为,
道德情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但需要理性才得以充分发展为完整的道德感。因此“没有道德情感的理性是空洞的,而没有理性的道德情感是盲目的”。大多数作者承
认理性对道德行动的影响,但认为这种影响是有限的。英国犹太教首席拉比萨克斯写道,“启蒙思想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低估了
非理性力量的威力,这种力量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一部分。”人们道德直觉的起源与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地控制我们的道德行为?这是一个古老的哲
学问题,同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脑科学、神经科学与认知心理学的新近发展,正在为这个问题打开新的视野,也要求哲学家和神学家重新思考他们长期坚持的
许多假设。

  
简单地说,自由主义民主来自洛克式自由主义,而洛克式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个人财产权。在市场化社会,个人能力的不平等以及继承下来的不平等如财产权,必然导致个人占有财富的不平等,因此洛克式自由主义说到底就是麦克弗森所说的“个人占有主义”,而基于“个人占有主义”的政体即以自由资本主义或放任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并非符合正义原则。〔4〕尽管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源远流长,很发达,从洛克—托克维尔—密尔到当代的熊彼特—萨托利—达尔,基本上都在谈自由民主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特征,而不理会在西方政治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政治决策有着直接影响的大企业。林德布诺姆在《政治与市场》中指出,不关照大企业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还有多少意义?资本和大企业所导致的不平等,是自由主义民主的结构性硬伤,即不符合正义原则。

  
民族主义民主也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副产品。吊诡的是,相比于自由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自由主义民主与民族主义民主之间具有更大的内在张力或内在冲突性,因为强调具体平等权的民族主义很多时候无视个人权利,或者说不得不为了整体的“民族”而牺牲掉个体的“民权”。

美国左翼杂志《异议》在其五十多年的历史中一直致力于促进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今年夏季号的《异议》杂志发表论社会主义的专题讨论,引起思想界的关注,英国《独立报》等媒体予以报道和评论。

  
也正因为其有违正义原则,在历史的政治实践上,以放任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以计划的统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放任资本主义的反面或者补救,计划的统制经济在财产所有制上的国家所有以及期盼由此而带来的人人平等,最终却陷于制度上的统制经济和结果上的经济停滞,因而作为政体的传统社会主义民主也不符合理想中的正义原则,以至于社会主义阵营最终以苏联解体、东欧突变而告终,中国也不得不改革开放并由此而形成混合经济。尽管自由主义民主和传统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内在的冲突性,但并不是不能融通,事实上自由主义民主吸纳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而社会主义民主也汲取了不少自由主义的要素,因为二者之间具有共同的源头,也有自由、平等、民主等最大公约数。在理论上尤其在制度安排上,二者依然会有冲突,但在冷战以后,其冲突的烈度已经让位于自由主义民主与其他民主形式的冲突,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民主的最大敌人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民主,而是变种后的民主形式即民族主义民主和伊斯兰主义民主。

  
伊斯兰主义民主。如果说自由主义不愿意把民族主义与民主结合在一起,更不愿意看到“伊斯兰主义民主”这样的概念。但是,无论是伊斯兰主义本身的内涵,还是伊斯兰主义的产生与复兴,都与民主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在教条意义上,伊斯兰教因为强调服从真主似乎有民主原则有冲突,但事实上各宗教都如此,都强调神的意志的至上性,都是与民主根本对立的。不同宗教的某些教义可以支持民主的某些理念,为推行民主提供有限政治资源,
这是量上的差别。[1]伊斯兰主义是以真主为中心而强调人人平等的教义,比如穆斯林兄弟会号召穆斯林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袭,消灭等级差别,使人们融为一体,回到早期伊斯兰教生活中去。再则,在强调协商的同时,《古兰经》明确提出的另一个民主原则就是公议(Ijma),它要求通过社区的一致同意或是集体判断来作出决定。伊斯兰主义中的平等诉求与协商、公议原则,与西方自由民主中的核心原则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

在专题的导言中,杂志共同主编卡辛指出,二十世纪的历史使“社会主义在全球胜利”的信心受到挫折,但我们仍然相
信,社会主义的民主远景值得重新认识并付诸实践。专题讨论包括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社会主义在今天的意义,并对其未来应有的形态阐发了各自的看
法。政治学家伯尔曼指出,社会民主派曾在二十世纪的欧洲有过辉煌的岁月,他们如果能将市场的动力机制与促进跨民族的团结和平
等权利相结合,就有可能再创辉煌。着名左翼历史学家、《新左派评论》前主编布莱克伯恩认为,当前的财政危机可能会导致
经济民主的复兴,但条件是社会民主派能够推动各种可靠的矫治措施,这些措施并不单纯依赖民族国家,而是能提升与地方社群共享的权力。政治活动家克拉克
曾担任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委会”书记,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各种革新的实践方式,寻求提供体面的、对环境负责的住房与就业,以及
对华尔街势力的严格控制。政治哲学家沃尔泽在文章中辨析了社会主义的三个主要特征——政治民主、国家对市场的规控,以及
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他同时指出,应当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总是在造就中”的事业远景,而不是一种有待建成的体制。即便这种远景永远无法完全变成现实,它仍
然是一种“最为人道、最令人振奋的道路”,我们由此不断迈向“我们所梦想的社会”。

  
民族主义民主。对于自由主义来说,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平等的自由民主才是民主,其他形式的民主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这种看法并不符合理论、历史与现实。

  
就历史而言,作为政治运动的泛伊斯兰主义,是反抗西方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霸权的产物,而选举民主成为伊斯兰主义复兴的最有力工具,皮尤2010—2011
年的追踪调查显示,穆斯林民众高度认同民主体制。从教义本身和伊斯兰主义的历史看,穆斯林世界的民主都可以被称为“伊斯兰主义民主”。

《流浪者》引发文化争论

  
法国革命者在《人权宣言》中明确提出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基于康德的自由和自决观念,费希特(1762-1814)演绎出了民族自决理论。他认为个人的完全自决最终要求民族的自决,因为个人自由只有在团体(包括社群和民族)的生命中才具有意义,个人只有融入整体才能实现完全的自由。这样,在历史上,民主和民族主义几乎是一对孪生概念。法国大革命催生了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从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到德国的民族主义,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诉求就是民族平等权。这是就民族主义的起源而言。

  
通过简单梳理几种民主形式可以知道,不要指望所有国家的民主最终都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即使不是民族主义民主或者伊斯兰主义民主,发展中国家的自由主义民主也很可能是民粹主义民主,而民粹主义民主是不能兼容自由主义民主的,正如南美国家的民主政治一样。如果说民主和平论鼓吹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至多也是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之间的事。当全世界都民主化后,民主国家之间决不是彼此之间相安无事,看看世界近代文明史就清楚了。

阿阳·荷希·阿里大概是当今西方最有影响、也富有争议的伊斯兰流亡者。2010年5月,自由出版社推出了阿
里的自传新作,《流浪者——从伊斯兰到美国:一段历经文明冲突的个人旅程》,使她再度成为焦点人物,也激发了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

  
民族主义的扩大也是世界民主化的产物。“威尔逊十四条”和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指导下的苏俄主动放弃沙皇帝国的殖民地,无疑具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性质,事实上也推动了国家关系的平等化。二战后,从冷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到冷战后的民族主义的复兴,无不与民主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民族主义是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平等权的产物。不管自由主义是否承认民族主义民主,19世纪50
年代-70年代的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又被称为“民族民主运动”。同时,民族主义的复兴也助推了世界范围的民主化,因为,民族主义运动总是借助于作为民主工具的选举而达到目的,比如全民公决对于苏联的解体至关重要。也正是因为民族主义的民主性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都号称自己是民主国家,因而都分别支持有利于自己的民族解放运动;冷战后美国又致力于推动民主化,不得不支持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运动,哪怕是民族分裂主义。

  

阿里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儿时随家人在多个非洲国家流亡。她曾是穆斯林教徒,按照习俗接受女性“割礼”。1992年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与陌
生男子的婚事,阿里从肯尼亚逃往荷兰,改换姓名、编造履历,获准以难民身份定居。她后来进入莱登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得硕士学位,取得了荷兰国籍。大约在
2002年,阿里放弃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并在2003年当选为荷兰国会议员,曾多次入选全球最有影响的一百位公共知识
分子。她曾与荷兰电影人梵高(TheovanGogh,着名印象派画家梵高的曾侄孙)合作制作一部短片《屈从》,揭示伊斯兰
社会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反响。2004年11月,梵高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暗杀,尸体的匕首上留有一份死亡威胁名单,阿里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一事
件当时激起荷兰的反移民浪潮。2006年阿里在申请难民时作假的问题曝光,她在争议中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从荷兰移民美国。

  
可以认为,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民主也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副产品。吊诡的是,相比于自由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自由主义民主与民族主义民主之间具有更大的内在张力或内在冲突性,因为强调具体平等权的民族主义很多时候无视个人权利,或者说不得不为了整体的“民族”而牺牲掉个体的“民权”。

民主与现代世界体系的演变

在《流浪者》一书中,阿里一如既往地以亲身经历对伊斯兰文化中的黑暗面予以公开而尖锐的抨击,引人注目也备受争议。西方的自由派与左派知识分子
对她持有犹疑不决的评价。在《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书评中,作者赞扬她的勇气,又批评她对伊斯兰文化以偏概全的过激之辞。但是,所有文化究竟是不是一律平
等?这个问题始终会困扰那些既坚持普遍人道标准、又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自由派人士。而阿里的立场要鲜明得多。《流浪者》中有这样一段告白:“所有的人都是
平等的,但并非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是平等的。一种赞扬女性气质、认为女人是她们自己生活的主人的文化,要好过那种对女孩实施生殖器割礼、将她们禁闭于围墙
或面纱之后或因为她们陷入爱情而予以鞭挞和投石的文化……西方启蒙的文化是更好的。”着名作家雅克比在一篇评论中坦言:她是
“费尽艰难才懂得了这段话中的一些道理,但这是许多西方的好心人难以接受的”。

伊斯兰主义民主。如果说自由主义不愿意把民族主义与民主结合在一起,更不愿意看到“伊斯兰主义民主”这样的概念。但是,无论是伊斯兰主义本身的内涵,还是伊斯兰主义的产生与复兴,都与民主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在教条意义上,伊斯兰教因为强调服从真主似乎与民主原则有冲突,但事实上各宗教都如此,都强调神的意志的至上性,都是与民主根本对立的。不同宗教的某些教义可以支持民主的某些理念,为推行民主提供有限政治资源,这是量上的差别。〔5〕伊斯兰主义是以真主为中心而强调人人平等的教义,比如穆斯林兄弟会号召穆斯林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袭,消灭等级差别,使人们融为一体,回到早期伊斯兰教生活中去。再则,在强调协商的同时,《古兰经》明确提出的另一个民主原则就是公议(Ijma),它要求通过社区的一致同意或是集体判断来作出决定。按照埃及著名伊斯兰学者阿卡德(Abbas
Mahmud AL -
Aqqad)的解释,公议“是伊斯兰对于民主选举最完满的解释和范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2010年12月,由意大利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和约翰·卡波特大学
联合主办,在罗马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欧美各地的三十多位着名学者参加。会议的主
题是“在罗尔斯与宗教之间:后世俗时代的自由主义”。这标志着罗尔斯“宗教文稿”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引发出新的研究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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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到来

理性与启示的关系是西方思想传统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处理政治自由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紧张也成为公共哲学的主题。约翰·罗尔
斯是二十世纪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但他是否恰当地处理了宗教经验在民主社会中的位置,是受到争议的焦点之一。罗尔斯生前很少谈论自己的宗教观点,但
在他2002年去世后不久,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宗教学教授发现了罗尔斯在1942年写下的一篇关于基督教伦理的论文,题目是《对原罪与信仰之意义的简要探
寻》。罗尔斯当时甚至计划在战后从事神学研究。在罗尔斯的遗稿中还发现了一篇从未公开的短文《关于我的宗教》。哈佛大学出版社在2009年将两篇文章合起
来出版。科恩和内格尔在序言中指出,罗尔斯不同于许多对宗教漠视或知之甚少的自由主义者,他的
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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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自由民主”源自洛克式自由主义,那么就得重新认识民主的性质、民主的历史甚至整个世界近代史了。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但是帝国主义的根源又在哪里?在于洛克式自由主义,这大概是西方人万万不愿意承认的,也是国内思想界也不愿意正视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个是查尔斯•梯利所说的“战争制造国家”,一个就是对外贸易。在英国,当战争最终确定了英国的现代国家形态以后,战争也就伴随着其对外贸易,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英国更多地因为商业利益而发动战争。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英国“日不落帝国”殖民体系的形成,就是洛克式自由主义即财产权扩张而形成的冲突性国际关系。

罗尔斯在早期“宗教文稿”中体现出对社群的高度重视,对孤立的个人主义以及对传统契约论思想的严厉批判。这表明曾经指责他“忽视了人们根本的社
会属性”的批评意见可能是多么轻率。新视角下的罗尔斯研究,关注宗教在民主社会中的位置、宗教教义与“公共理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与公共生活的界限等
问题。这也是这次罗马国际会议的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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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式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诞生以后,世界秩序不是更安宁了而是更有冲突性了,欧洲、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世界从此变得更不平静了。读书人如果只盲信西方人说的洛克式自由主义与看上去很美的“自由民主”的密切关系、而看不到或者不愿意承认洛克式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贸易和殖民主义的关系,那是知识的悲哀。

2010年人文社科领域的获奖者与辞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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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扩张性和冲突性的力量,自由主义民主不但导致新型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冲突,也造成了国内关系的空前紧张,从而出现与之对立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民主,国内秩序在不断冲突中得以重组,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诞生。

2010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InternationalMemorialPrize)授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教授纳
塔莉·戴维斯。她的历史研究将早期现代欧洲与“比较历史”的新领域相关联,探索文化、地理和宗教方面的更替变
化。颁奖辞称赞她的着作“层次丰富、面向众多、论证细致”,“揭示出更深的历史趋势和潜在的思想与行动模式。她的工作将性别推到前沿,同时坚持认为男性与
女性的关系总是根植于特定时代的文化话语与社会组织”。霍尔堡国际纪念奖由挪威议会于2003年创立,专门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学领域中成就最
为杰出的一位学者,奖金为四百五十万挪威克朗。2010年度的坦普尔顿奖由七十六岁的进化生物学
家与遗传学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获得。阿亚拉曾是神职人员,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欧文校区教授,在宗教与科学之关系的论题
上着述丰富,主张进化理论与基督教信仰的一致性。创立于1972年的坦普尔顿奖鼓励科学与宗教领域的交叉与融合,是目前世界上金额最高的个人奖项。阿亚拉
表示,会将一百万英镑的奖金用于慈善。素有“日本诺贝尔奖”之称的京都奖今年颁发给三位学者。京都奖分为尖端技术、基础科学、
艺术与哲学三个类别。其中,南非视觉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荣获“艺术与哲学奖”。他开创了一种将素描与动画、视频
与投影等多种媒体进行多层次融合的全新表达形式,对社会及人类活动予以深刻的洞察和展现。创始于1985年的京都奖由稻盛基金会设立,每位获奖者的奖金为
五千万日元。

  
从19世纪下半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整一个世纪的长周期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是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产物;苏联通过“第三国际”而支持世界革命,中国等一批新兴国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由此而划分为自由主义民主阵营和社会主义民主阵营。
 

2010年1月27日,美国着名作家杰罗姆·塞林格逝世,享年九十一岁。塞林格出生在纽约的一
个犹太富商家庭,二战期间曾从军前往欧洲战场从事反间谍工作。1940年代他在杂志上发表过数篇小说,1951年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出版使他声
名鹊起。该书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被看作西方战后“垮掉的一代”的典型人物,成为当时青少年模仿的对象。这部小说至今仍保持每年约二十五万本的销量。成
名后的塞林格隐居遁世,虽未停止写作却很少公开发表。8月6日,纽约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病逝,终年六十二
岁。身为犹太后裔,朱特曾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投身以色列国防军的经历使他彻底改变了立场。他称自己是“一个普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近年来他对以色列政
府的批评,以及主张建立单一国家解决以巴争端的观点,引发关注与争议。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尽管身患“渐冻人症”却未停止写作和讲演。由于这种“智慧、洞
察力和非凡的勇气”,他获得了2009年的“乔治·奥威尔奖”。朱特的重要着作《责任的重负》和《战后欧洲史》等已被译为中文出版。10月3日,八十六岁
的法国哲学家克劳德·勒福尔辞世。勒福尔受到其导师、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影响,曾在政治上非常活跃。1943年,他组织
了托派国际共产党在巴黎的一个分支。1946年起,他开始批判苏联政体,后来逐渐转变成一个自由社会主义者。在学术生涯中,他曾在圣保罗大学、索邦大学和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机构任教和研究,着作论及马基雅维利、波哀西,并在民主政治理论方面有深刻的洞见。12月18日,法国着名的古希腊文明研究学者
杰奎琳·罗米利离世,享年九十七岁。她于1973年成为法兰西公学院
(LeCollègedeFrance)的首位女教授,1988年(继小说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之后)成为第二位法兰西学术院
(L’AcadémieFrankgaise,1635)的女性院士。罗米利是修昔底德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的权威,在古希腊的哲学、政治思想和悲剧
作家等研究领域着述丰厚。

  

   2.  民族主义民主与世界秩序的重构

  
自由主义民主不仅催生了社会主义民主,也直接是民族主义民主的助产士。但是,民族主义民主有两个有趣的故事:一是与社会主义民主相呼应,肢解了洛克式自由主义民主一统天下的西方殖民体系;二是借助于自由主义民主并与之结合,瓦解了社会主义阵营。因此,民族主义民主是自由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斗争的延续,并进而成为一种重构世界秩序的民主形式。

  
二战后冷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应该归功于前述的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和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在十九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把世界十亿以上人口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这个背景下,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列宁把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主张民族自决权,在政治上给殖民地民族分离自由,
给建立分立国家的自由,并把民族自决权提高为“社会主义原则”。主张民族自决权的新生苏维埃政权,不仅主动放弃沙俄的殖民地,还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力挺中国,反对将战胜国中国的胶东半岛由德国分割给日本。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由过去的亲美开始亲俄,知识界的左翼思潮开始兴起。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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