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亲王为何高调贪腐,细数权色交易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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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日知 乐儿

庆亲王奕劻权色交易的案例举不胜举,但为什么奕劻能成为权色交易第一人而永不被惩?还被赐“铁帽子王”,细数奕劻权色交易丑闻。
第一次:性交易
1906年,候补道员段芝贵为求“进步”,将天津歌妓杨翠喜赎身后送给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还给奕劻奉上十万两礼金。
不久,段芝贵就连升三级被提拔为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得知此事后,上奏弹劾奕劻。
载沣和孙家鼐到查询后,“发现”杨翠喜早在一年前就已经是盐商的小妾,证据“确凿”,而赵启霖所弹劾的“权色交易”根本没有“真凭实据”,纯属“子虚乌有”。
大怒,说赵启霖是“任意污蔑”,将其革职。而庆亲王父子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奕劻还在1908被授予“铁帽子王”,世袭罔替。
第二次:庆生
1908年,大清朝就快走到了尽头。这年恰值庆亲王七十诞辰。贪婪的老头子接机敛财。生日当天,庆王府门庭若市,送礼者络绎不绝。
奕劻特地命令下属做了四个册子,将送礼者按照礼金多寡分为四个等级。凡现金万金以上及礼物三万金以上者,记入一级“福”字册。凡礼金五千以上者,记入二级“禄”字册。
凡礼金千金以上者,记入三级“寿”字册。凡礼金百金以上者,记入四级“喜”字册。据传这次七十大寿,奕劻所收现金达五十万两,礼物价值多达百万以上。
第三次:卖官
庆亲王奕劻以贪腐闻名。大肆卖官。当时官场流传庆亲王的府邸是“老庆记公司”,公司业务就是卖官鬻爵。在“老庆记公司”,只有出不起的钱,没有买不到的官。
奕劻卖官,还善于看人要价。一次,邮传部尚书空缺,奕劻暗示众人,要价三十万两。大商人盛宣怀得知后,急忙找奕劻。奕劻知道盛宣怀有的是钱,便将价格抬高一倍,要价六十万两。盛宣怀何等精明,当然不愿意多出三十万两。便找人四下活动。
经多方努力,奕劻最后把价格降到三十万两,但前提是“须交现金,不收他物”。盛宣怀交了现金,果然得了邮传部尚书这一肥缺。
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曾揭露奕劻卖官已到无耻地步:如伍廷芳将其全部薪俸给庆王才得以留位,而他自己靠领事职位、华人登记和签发华人保护书等等,大发横财。”
可以说奕劻无耻也可以说奕劻其实是看清了清朝局势,为自己后半身大捞一笔。奕劻死后,报应果然到了,他的儿子败光了奕劻权色交易的所有资产。
庆亲王奕劻权色交易的案例举不胜举,但为什么奕劻能成为权色交易第一人而永不被惩?还被赐“铁帽子王”,细数奕劻权色交易丑闻。

1917年1月31日,庆亲王奕劻在天津去世,终年77周岁——前一年的4月,他已经高调地办了八十寿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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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权色交易第一人奕劻 细数奕劻权色交易丑闻

《纽约时报》在2月2日发布了相关讣闻及庆亲王的简略生平,并总结说:“庆亲王一生,以一无所有的皇族旁系开始,以亿万富翁的身家而辞世,伦敦《泰晤士报》在回顾他的生平时,认为正是他发展了乱政的艺术。”

人们常说,清朝的兴亡取决于两个“女人”。其实,清朝的兴亡也与清朝量大贪官息息相关。

第一次:性交易

吊诡的是,遍查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仅仅在2月5日发了一条非常简短的讣闻,且仅仅提及庆亲王在西方十分着名,没有谈及生平,更没有提到他的“乱政的艺术”。

这两大贪官,一是清朝鼎盛时期的大贪官和珅,一是清末的大贪官庆亲王,可谓中国首任总理。

1906年,候补道员段芝贵为求“进步”,将天津歌妓杨翠喜赎身后送给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还给奕劻奉上十万两礼金。

不过,庆亲王的贪腐的确享有国际知名度。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他与军机大臣那桐一道,因特别能贪,而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或单独称为“庆记公司”。

不同的是,前后两代巨贪结局迥异,清朝也走上不同的道路。

不久,段芝贵就连升三级被提拔为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得知此事后,上奏弹劾奕劻。

国际媒体也频繁地引用这些评价。

和珅最后被抄家,使大清气数得以延续,而庆亲王则平安降落,但是大清已完了。

载沣和孙家鼐到查询后,“发现”杨翠喜早在一年前就已经是盐商的小妾,证据“确凿”,而赵启霖所弹劾的“权色交易”根本没有“真凭实据”,纯属“子虚乌有”。

巨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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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怒,说赵启霖是“任意污蔑”,将其革职。而庆亲王父子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奕劻还在1908被授予“铁帽子王”,世袭罔替。

1911年5月17日,《泰晤士报》发表长文《中国首任总理》。这是西方媒体介绍庆亲王履历最为详尽的一次。当时,中国刚刚进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了历史上第一个责任内阁,庆亲王出任首任内阁总理。

和珅为贪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终年仅仅49周岁,他的生命换来大清百年多的生命,庆亲王则尽享天年得以善终,而清朝也早已亡了。

第二次:庆生

这篇文章对庆亲王并不友好,文末单辟一节,小标题就是“他的私生活与个性”。文章引用了中国人的“普遍说法”,说他家就是中国官场的“集市”,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这指的是收取“门包”,即门房收取的红包。当时官场传言,因为到庆亲王家跑官要官的人太多,不给“门包”的话,值班的门卫都懒得通报。

虽然和和珅的天文数字般的贪污金额没法比,后世称庆亲王为大清“首富”,虽不可证,但是,他在清亡之后依然过着奢华的生活,可以大致推断他至少能名列大清富豪榜的前茅。据说,他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以上的巨额存款。

1908年,大清朝就快走到了尽头。这年恰值庆亲王七十诞辰。贪婪的老头子接机敛财。生日当天,庆王府门庭若市,送礼者络绎不绝。

文章认为,庆亲王多年来都是中国官场最大的“恶魔”,但却享有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高度信任,“他的履历总是与中国的灾难相关联”“没有建设性、没有爱国心,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做过任何荣耀的事”“监察者们徒劳地弹劾他,媒体提及他时只有诅咒,但他毫发无损,并且权力日增”。随后,这篇文章花费了相当篇幅,介绍庆亲王通过联姻编织的巨大官场网络。

当时官场传言,因为到庆亲王家跑官要官的人太多,不给“门包”的话,值班的门卫都懒得通报。

奕劻特地命令下属做了四个册子,将送礼者按照礼金多寡分为四个等级。凡现金万金以上及礼物三万金以上者,记入一级“福”字册。凡礼金五千以上者,记入二级“禄”字册。

庆亲王的贪腐,甚至被一些人当作激发革命的火星之一。1911年,英国驻重庆的代领事布朗,给驻华公使朱尔典报告四川保路运动动向,就认为运动中有“四川省咨议局及士绅对内阁的腐败和保守性怀有不满”的因素。布朗提到:“庆亲王对钱财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除非首先付钱给他,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办成。各省咨议局一直感到愤慨,希望削减庆亲王的罪恶势力。”

与和珅出身相比,庆亲王奕劻算是凤子龙孙,当然有点边远,属于皇族的旁系,因此,年幼时与和珅一样,都是顶着个贵胄虚名的屌丝而已。

凡礼金千金以上者,记入三级“寿”字册。凡礼金百金以上者,记入四级“喜”字册。据传这次七十大寿,奕劻所收现金达五十万两,礼物价值多达百万以上。

显然,连老外们也认为,一个大贪官足以颠覆一个政权。

庆亲王表面上推行改革,却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最为吊诡的是,政治经验显然极为丰富的庆亲王,似乎并不想收敛和掩饰自己的贪腐形象,“高调”得足以在中国历史的贪官群内成为“拉仇恨”的冠军。

第三次:卖官

有关庆亲王的各种贪腐事迹,大多记载在晚清和民国的笔记之中,不管是否靠谱,都成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段子,也成为后世学者采用的史料。正史所载的比较可靠的指控,发生过两次,那就是晚清两次着名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庆亲王。

庆亲王贪腐比较著名的事件有二:即晚清两次著名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庆亲王。

庆亲王奕劻以贪腐闻名。大肆卖官。当时官场流传庆亲王的府邸是“老庆记公司”,公司业务就是卖官鬻爵。在“老庆记公司”,只有出不起的钱,没有买不到的官。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权色交易”。庆亲王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如果到此为止,无非是一段风流佳话而已。但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了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是“性贿赂”。中央派了载沣等人去查,结果“查无实据”,赵启霖反被革职,激发了御史们公愤,最后,赵被复职,段巡抚被免职,载部长主动辞职。

这其中,一是1907年发生的“权色交易”。庆亲王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

奕劻卖官,还善于看人要价。一次,邮传部尚书空缺,奕劻暗示众人,要价三十万两。大商人盛宣怀得知后,急忙找奕劻。奕劻知道盛宣怀有的是钱,便将价格抬高一倍,要价六十万两。盛宣怀何等精明,当然不愿意多出三十万两。便找人四下活动。

对这件轰动全国的“性贿赂案”,《泰晤士报》在赵启霖弹劾的次日就刊登了电讯稿,考虑到中英两国的时差及当时报纸印刷的条件,该报必定是在弹劾呈交之前就已经得到了相关信息。《纽约时报》在转发该文时,用了大字标题《庆亲王被弹劾》,副标题则是《波及袁世凯;岑春煊积极圣战》。

结果,这段芝贵因此有功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了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是“性贿赂”。后清政府虽然做了调查,结果是“查无实据”结束。

经多方努力,奕劻最后把价格降到三十万两,但前提是“须交现金,不收他物”。盛宣怀交了现金,果然得了邮传部尚书这一肥缺。

第二次是三年后,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庆亲王发难,弹章的题目就是《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火药味很浓,震动朝野。江被责为“沽名钓誉”“莠言乱政”,但处分仅是“回原衙门行走”,换个工作岗位,结果江干脆辞职,炒了朝廷的鱿鱼,一下子名动四海。御史们群起效仿,“不让江氏一人独为君子,访查中外大臣劣迹,联名入奏,以尽职责”,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高潮,逼得庆亲王只好请假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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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曾揭露奕劻卖官已到无耻地步:如伍廷芳将其全部薪俸给庆王才得以留位,而他自己靠领事职位、华人登记和签发华人保护书等等,大发横财。”

其实,两次御史弹劾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在新的干部体制改革中,都察院本在裁撤之列,御史们其实也是为了保饭碗而绝地反击。前一案,正值东北“龙兴之地”改制设省,成为北洋权力扩张的良机,即使没有这起风流案,北洋也会想方设法将段芝贵等“自己人”顶上关键岗位,结果因小失大,留下破绽。后一案,则更是御史们的“自卫”之战:1909年成立了资政院后,都察院的弹劾监督权被吸纳,裁撤势在必行,御史们只好冒险一搏,拿庆亲王开刀。载沣曾告诫江春霖等
“不可乱聪明”,此话就很值得玩味了。

这起轰动全国的“性贿赂案”,惊动了外媒。英国《泰晤士报》做了报、《纽约时报》在转发该文时,用了大字标题《庆亲王被弹劾》,副标题则是《波及袁世凯;岑春煊积极圣战》。

可以说奕劻无耻也可以说奕劻其实是看清了清朝局势,为自己后半身大捞一笔。奕劻死后,报应果然到了,他的儿子败光了奕劻权色交易的所有资产。

后世有人称庆亲王为大清“首富”,毕竟没有数据支持,未必尽然,但从各种正史野史推测,尤其是他在清亡之后依然过着奢华的生活,可以大致推断他至少能名列大清富豪榜的前茅。据说,他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以上的巨额存款。

二是三年后的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庆亲王发难,弹章的题目就是《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火药味很浓,震动朝野,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高潮,逼得庆亲王只好请假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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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庆亲王毫不掩饰甚至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这是历史上权臣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既减少政治风险,又畅快地享受人生,何乐而不为呢?

或许,这才是庆亲王高调贪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庆亲王区别于和珅的关键之处:他从来不对皇权产生任何威胁。

庆亲王的贪腐连当时的老外们也认为,一个大贪官足以颠覆一个政权。

1911年,英国驻重庆的代领事布朗说:“庆亲王对钱财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除非首先付钱给他,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办成。各省咨议局一直感到愤慨,希望削减庆亲王的罪恶势力。”

所以,一些史学家认为,真正导致清朝灭亡的四川保路运动,其实与庆亲王的贪腐密不可分。腐败亡国这个魔咒,大清也清不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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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泰晤士报》也认为,庆亲王多年来都是中国官场最大的“恶魔”,但却享有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高度信任,“他的履历总是与中国的灾难相关联”“没有建设性、没有爱国心,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做过任何荣耀的事”“监察者们徒劳地弹劾他,媒体提及他时只有诅咒,但他毫发无损,并且权力日增”。

1917年1月31日,庆亲王奕劻在天津去世,终年77周岁——前一年的4月,他已经高调地办了八十寿宴。

《纽约时报》在2月2日发布了相关讣闻及庆亲王的简略生平,并总结说:“庆亲王一生,以一无所有的皇族旁系开始,以亿万富翁的身家而辞世。”

英国《泰晤士报》在回顾他的生平时毫不客气地指出,庆亲王发展了“乱政”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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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亲王去世后,溥仪对其赐谥曰“密”,意思是追补前过,隐责其应对大清国的灭亡负责。这是他一生受到的最大处分。

这样一只“大老虎”,在其呼啸山岗的时候,没打;在其日渐式微,成了“老老虎”时,依然没打;直到他成为一只“死老虎”的时候,才开始打,却打得如此温柔,看上去倒更像是在抚慰。从中看出,国家都亡了,都不知如何亡的!悲剧!!

1911年5月17日,《泰晤士报》发表长文《中国首任总理》。这是西方媒体介绍庆亲王履历最为详尽的一次。

当时,中国刚刚进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了历史上第一个责任内阁,庆亲王出任首任内阁总理。所以,庆亲王可谓是中国第一个总理。

巧的是,大清前后两代巨贪都住在同一个府邸,那就是早年的和珅府、随后的庆王府、最后的恭王府——如今全中国唯一一座保留完整的清代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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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腐败到令全地球人都知道的贪官,为什么会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在潮头?显然,这不是“纨绔”二字能解释的。

大凡贪官、尤其是大贪官,个人能力都相当不错,这是人们不愿承认、却不得不承认的大清官场的现象——能力强,也能做出第一流的坏事来。

当年和珅就是如此,且不说和珅对蒙藏回语言及情况的熟悉,以及对金融财政的高超水准,仅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访与和珅第一次见面时,和珅问的都是欧洲局势最关键的问题,以至于马戛尔尼使团高度评价和珅是“成熟的政治家”。

庆亲王亦如此。

在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中,庆亲王是著名的改革派,或者说,“伪装”得像个著名的改革派。

庆亲王的能力,连英国外交官发给伦敦的报告中都得到承认。他们发给伦敦的报告中说:“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间,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

被后人广泛忽略的是,庆亲王还曾经当过光绪皇帝的老师,教授满文。光绪的老师中,能执教20年以上的,一个是翁同龢,一个就是奕劻,凸显其在体制内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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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庆亲王奕劻曾经长期位居高位,但在“前腐后继”的大清国,将贪腐、甚至亡国的责任都归咎于他的示范作用,显然是高抬了这位王爷。

只要看看清史、甚至看看整个中国的历史,就可发现,腐败在任何时期,似乎都如同魔咒般地追随着这个国家,直到今天都如此。

1889年4月,日本间谍荒尾精向参谋本部递交了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认为中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

1895年,另一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更是在上报给明治天皇的《中国大势之倾向》里,尖锐地提出中国的腐败其实是全民腐败。他说,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

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预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可惜,不幸被言中了。今日何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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