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改革,简化字方案不是老毛提出来的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佐藤女士转来“活跃在纯文学领域中的”日本作家丸谷才一先生的信,信上有这样的话:“一九八一年夏天……在上海见过先生,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特别是,先生对敝人提出的有关文字改革的问题予以恳切的回答,并且允许我在敝人的书里介绍那一次的谈话……”他那本“批判日本国语改革的书”出版了,寄了一本给我,表示感谢我同意他引用我的意见。

摘要: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侨联副主席潘庆林先生提出提案,建议“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此议一出,立即引发争议。不过,潘先生的提议,被许多人痛批了。网上的调查,也几乎是一边倒。这说明,潘先生的提案,至少是不受欢迎的。
反对潘先生提案的人,中国恢复繁体字?
来看看当年为何要简化汉字全国政协委员、天津侨联副主席潘庆林先生提出提案,建议“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此议一出,立即引发争议。不过,潘先生的提议,被许多人痛批了。网上的调查,也几乎是一边倒。这说明,潘先生的提案,至少是不受欢迎的。
反对潘先生提案的人,逐一批驳了他的观点。有温和的,也有偏激的。此处不提。但是,有一件事,必须重温。即当年我们为什么要简化汉字?搞清楚这个问题,潘先生的议题,也就不攻自破了。
据我所知,中国的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一直是在变化的。这种变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不断简化。这一点,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央视正在播的一个片子,叫《汉字五千年》。汉字从字形到字音,都在变化。也不断有新的俗字,进入常用的体系。中国近现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就已提出汉字应该简化的问题。比如,钱玄同先生。他当年就提出了应该整理字体、削减笔划的建议,并且得到了许多人的呼应,他甚至还提出了各种简体字的草案。
钱玄同(1887-1938)是何人?他是浙江吴兴人,精通汉文字音韵之学,长期执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当时著名的语言文字学者,也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之一。1922年8月,钱先生即将他的简化汉字的草案,刊发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他提出,应将现行的汉字简化使用,他也说过,从古文、篆书到隶书、楷书、行书到“破体、俗体、小写”变化的字形沿革的过程来看,“数千年来,汉字字体时时刻刻都在走向简略化”。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钱先生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支持,但是他仍于1935年6月独立完成了“简体字表”,提出应该简化的汉字共1300余字,后经专家讨论,留下
1200余字。有意思的是,“简体字案”虽在国统区遭“暂缓提行”,却在解放区流行起来。
共产党欣赏简化字,是有原因的。当年文盲众多,全国计有80%,文化教育的任务相当沉重。这种情况,到建国初期,仍没有完全改变。因此,从小读繁体字出身的毛泽东等政治人物和专家学者如吴玉章等人,基于当年的状况,都是支持汉字简化的。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编拟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的第一次稿,1955年10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经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后经再次修改,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三天后的《人民日报》,则全文发表了该方案。
应该说,这一方案,切合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受到广泛的欢迎。著名的语言学家陈章太先生(现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后来说,“
汉字繁难,这给劳动大众确实造成很多负担,第一字数多,第二笔画多,特别是书写学习都困难;他还说,实际上汉字简化自古以来就有了,“手头字”实际就是一种简化字,早在民间使用;“中国的汉字简化早已有之,从甲骨文,金文一直到隶书、楷书,这里头相当一部分是简化字。”吴玉章先生(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也曾在《人民日报》写文章,论述汉字简化的重要性,他说,人民群众“常常读错字,写错字,讲错字,常常遇到说出写不出,写出读不出的字”,他呼吁,要“尽可能减少在教学、阅读、书写和使用上的困难,就有迫切的需要。汉字的简化是汉字改革的第一步”。当年,规范的简化汉字的推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学习文化知识学习汉字的热情,周恩来同志1958年在政协会议上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时说:“方案公布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特别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的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总之,简化汉字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积极而慎重,曾广泛听取意见,又几经反复。可以说,该次汉字简化,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基本要求。
  这段历史,我是建议潘庆林先生去好好回顾一下的,等弄明白了汉字简化的源起和当年的历史背景,或许,他就不会再提出这个提案了。当然,1977年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则似乎有点冒进和仓促,也没有合适的社会基础和时代需求,后来被“停止试用”,也是必然的事情。这说明,我们国家对汉字的简化工作,一直是极为慎重的。像潘先生这样,盲目地翻来倒去,显然是不行的。(编辑:英臻)

我一个朋友在微信里教他小孩说,为什么汉字还有繁体字和简体字之分。他说以前有个毛泽东和蒋介石打仗,结果蒋介石打输了,跑台湾去了。老毛这一伙人没文化,所以把汉字简化了。蒋介石那边稍微有些文化,所以保留了繁体字。我给他转了下面的文章,他回了我说是故意抹黑毛的。可能并没有存在父子对话,只是消解一下毛的愚蠢。这就好,只要不要误了自己的孩子就好。

  我翻读了丸谷先生寄赠的原著,书中引用了我们的“一问一答”,简单,明确,又是我的原话。关于文字改革,我说:“稍微搞一点汉字简化是必要的,不过得慢慢地、慎重地搞。”他又问起是否想过废掉汉字。我笑答道:“这样我们连李白、杜甫也要丢掉了。”他表示要在他的新作中引用我的意见,我一口答应了。

繁体字多数有文化的人喜欢,因为代表着汉字源流和演变的过程,有中国传统的汉字之美。很多简化字则把汉字组字的原意给破坏了,很可惜。我相信大部分人,并不知道简化字方案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估计很多人认为简化字是解放后搞的。甚至有人认为是最近三十年搞的。特别是电视上一直强调不能用繁体字那种一刀切的愚蠢做法,更是让很多人认为简体字是一种文化的倒退。但实际上,简化字方案不是老毛提出来的,是更早就有简体字的演变需求。

  关于日本国语改革我并无研究,不能发表议论。但说到汉字改革,我是中国人,它同我有切身的关系,我有想法,也曾多次考虑。我对丸谷先生讲的是真心话。我认为汉字是废不掉的,我单单举出一个理由: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谁也无权把它们抛在垃圾箱里。

下面这篇文章我转载自新浪。实际上汉字简化方案方面的文章很多,感兴趣可以去网上搜索。

  我年轻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要是丢掉它过去长期积累起来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珍宝,靠简单化、拼音化来创造新的文明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我记起了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名言,三十年前他接见我的时候说过:“单是会拼音,单是会认字,也还是文盲。”他的话值得我们深思。有人以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只要大家花几天功夫学会字母就能看书写信,可以解决一切。其实他不过同祖宗划清了界限,成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文盲而已。

kangkang 微信号:mobilewtf

  我还有一个理由。我们是个多民族、多方言、十亿人口的大国,把我们大家紧密团结起来的就是汉字。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个深的印象。一九二七年我去法国,在西贡 — 堤岸的小火车上遇见一位华侨教师,我们用汉字笔谈交了朋友,船在西贡停了三天,他陪我上岸玩了三天。今天回想起来,要是没有汉字,我们两个中国人就无法互相了解。

鲜为人知的民国汉字简化方案

北京方雨

最近,对简化汉字的讨伐越来越厉害。王干先生在博客上发表《五十年内,废除简化字如何》,引起广大网民的关注,点击量已达21万多。今天又见到新浪推荐的司马平邦的博文《汉字必然走向繁简通行》,更是把简化汉字骂得一塌糊涂。汉字简化,是不是“当年亲苏或者全盘苏化的遗害”?是不是解放后大陆头脑发热的产物?简化字是不是“伤了的汉字之根”?有必要做个回顾。

历史上,汉字的简化(当然也有繁化)一直没有停歇过。从南北朝开始,常用的楷体汉字中已有一些形体比较简单的字在民间流行,被人们称作“简体字”、“俗体”或“破体”等。现存的《水浒传》元刻本中,就已经出现了“劉”的简化字“刘”。但这些简体字长期没有取得合法地位。

历史上首次给予简体字合法地位的是太平天国。在太平天国政府的印玺和所印发的公告、书籍等,大量采用了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同时也创造了不少新的简体字(这些简体字大多数成为我们今天的简化字)。

清末民初,正式出现了汉字简化的呼声。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五四以后,改革汉字的呼声逐渐高涨。1920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1922年,钱玄同等提出一套具体的简化方案,其中提出8种简化策略,这是第一次系统提出汉字简化方法。1923年,胡适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卷头言》中说:“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

在广泛的舆论宣传之后,民间的汉字简化开始走上实践的道路。1928年,胡怀深的《简易字说》出版,这是最早的关于简化汉字的专门著作。1930年,刘复、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卓定谋的《章草考》、陈光尧的《简字论集》等出版。1931年,徐泽敏的《常用简字研究》出版。1932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的《国音常用字汇》出版,收入了宋元以来的大多习用简体字。

1934年1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29次常委会通过了钱玄同的《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呈请教育部施行。1934年,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出版。徐泽敏的《550俗字表》发表。1934年,钱玄同又一次向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1935年2月24日,上海《申报》首先刊载《手头字之提倡》的新闻报道,同时发表了《推行手头字缘起》和《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上海其它报刊纷纷响应,相继转载《推行手头字缘起》。手头字运动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郁达夫、郭沫若等200位当时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15家杂志社共同发起。

接着,汉字简化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1935年8月21日,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这个简体字表由民国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制订,主要采用了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2400字中的324个,在当时又称“手头字”,也与上述《手头字第一期字汇》基本一致。这是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推行简化汉字。这个《第一批简体字表》,有三条选字原则:

1.以述而不作之原则;

2.择社会上比较通行之简体字,最先采用;

3.原字笔画甚简者,不再求简。

附图就是民国教育部发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可以发现,大陆的简化字主要就是这个简体字表的继承。甚至这个简体字表中有些字比大陆现在的简体字还要“简化”得多,如“答”、“礦”、“念”、“庵”、“甚”、“儒”、“貌”等。

网上有一个传说:郭沫若在大会上征求对简化汉字方案的意见时,有人提出:“‘国’字中间是“王”,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于是郭沫若当场在“王”字上加了一点改为“玉”字了事。这个传说是要证明简化汉字方案的制定极为随意和不科学,但事实上,这个中间为“王”的“国”是《康熙字典》收录的,后来被太平天国采用,并被民国政府教育部发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入,而大陆的简化字“国”显然是借鉴了日文的“新字体”(日文的国字就是中间为“玉”字),并非郭沫若随心所欲的产物。

图片 1

1935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发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

图片 2

1935年8月22日民国教育部制定公布了《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推行部颁简体字办法》。

图片 3

不过,当时国民党内对文字改革的意见不一致,特别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坚决反对。1936年2月5日,戴又逼着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教育部不得不奉行这个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废止。尽管如此,民间的汉字简化仍没有停止,这些“废止”的简体字也在很大范围内流行。1936年10月容庚出版了《简体字典》,并且在燕京大学开设简体字课加以试验。1937年5月字体研究会发表了《简体字表》第一表。后由于抗战爆发,汉字简化进程终于停止下来。

 国民党到台湾后,也没有完全放弃文字改革。在1952年国民党宣传汇报会上,蒋介石再次提出文字改革。他说:“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我的意见,与在大陆时期一样,先提出一个简化方案,再提交到会上来讨论”。台湾“教育部”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立即组织专家学者研究简化汉字的方案。但这一次文字改革,遭到另一位国民党中央委员胡秋原的极力反对。他猛烈抨击提倡汉字简化的罗家伦等人,并联络一批人在国民党内外利用一切机会,反对简化汉字。蒋介石感到此事阻力太大,只好不再提简化汉字的事。

但是,从1973年开始,台湾开始进行“国字整理”,1982年颁布了《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4808字与《次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6341字。后又经多次局部修改,最新一次修改是1998年。这个规定中实际上承认了一些简化字。例如,这个规定的“原則”中有:

 字有多體而音義無別時,取一字為正體。原則如下:

取最通行者。如取「才」而不用「纔」。取最符合本義者。如取「腳」而不用「脚」。多字型均符合本義時,取筆劃最簡者。如取「舉」而不用「擧」。必要時可不符合上述原則之選字,但應特別註明。如「麪」字較「麵」字要簡,然而丏容易誤作丐,故採用「麵」字。字有多體,古通而今異者併收。如「間」「閒」。字有多體,古異而今通者併收。如「證」「証」。字的偏旁有多體而無關繁簡時,取符合造字原則者。如「吞」不做「呑」。凡偏旁古異而今混者,區別之。如月與肉。凡偏旁容易混淆者,亦予區別。

这些字体表用于台湾地区出版的国中小课本、公文上,是台湾“正体中文”的规范依据。目前并没有强行规定所有字型必须符合标准。台湾中文Windows的细明体5.03版符合此标准,标楷体也大部分符合这个标准。

顺便说一下:大概是受日文“新字体”中简化字的影响,台湾人写的“台”字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直用简体,反而是我们大陆一些人自做多情偏要写成“臺灣”。还有人在网上同我辩论过,说这个“臺”字设计得多么好,看上去多么像一个“台”,简化后多么不伦不类。可惜这位网友的观点也得不到台湾人民的响应。一个整天要写的常用字,多达十四笔,用小四号字正常情况下都不能在Word上显示全部笔画,难怪台湾人民也把它简化了。

其实,日本民间也长期流行着一些简体汉字。二战之后,日本一些人出于民族主义倾向,提出放弃汉字,但困难实在太大,于是在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了《当用汉字表》,收字1850个,其中有131个是简体字(即为一般民间流行常用的笔画简化字,日本称为略字),其余为传统繁体汉字,这些字型称为“日文新字体”。

所以,一些舆论说简化汉字是“解放后大陆头脑发热的产物”,是不公平的;说“汉字简化是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得不偿失”,更是不符合事实的。

王干先生认为,有了计算机汉字就完全没必要简化。但请问:我们的儿童学习写字难道也从键盘上开始?我们都清楚,计算机键盘输入汉字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认识这个字,如果不认识某个汉字,要想输入是非常困难的!繁体字笔画多,数量大,儿童认识并记忆它们显然困难得多。今后计算机技术进一步发展,可能甲骨文的输入也极为容易,王干先生大概又会提出“五十年内中国人恢复使用甲骨文”吧?

王干先生还提到“简化字给古典文化典籍带来的伤害”,但是,仅仅认得繁体字就能读懂“古典文化典籍”吗?同一个汉字在古汉语中有很多写法,含义也可能与现代汉语完全不同,语法也大不相同,岂是仅仅会“繁体”就能读懂的!我也认得繁体字,但对于古文基本是个文盲。

至于司马平邦先生说的“简化字不如繁体字好看”,这就更没有道理了。难道老祖宗往乌龟壳上刻甲骨文时,以及以后的金文、大篆、小篆,每一步就都能预想到以后的楷书结构是不是好看?况且,司马平邦所赞美的繁体“龍”和“飛”字,在甲骨文、金文和篆书中就有好多种完全不同的写法,即使在《康熙字典》中,除了“龍”,龙的写法还有“竜”、“龒”等八种,“飛”字还有两种,如果计算机没有安装超大字库(“汉典”网站可以下载),这些“繁体字”大多无法显示,所以我用图形文件表示在下图中。请问司马平邦先生,这些字那一个最美?显然,司马平邦先生钟爱的“龍”和“飛”字,其实也是“简化字”!

图片 4

《康熙字典》中“国”、“龙”、“飞”的写法,那种最美?

美学原理告诉我们: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客观的“美”。司马平邦可否解释一下,为什么繁体“叉”、“丈”字就好看,简体“义”字就不好看?其实,那主要是司马平邦先生的个人感觉,可能还有个次要原因:简化字历史短,书法家们揣摩得还不够,还没有写得像历代大书法家们那样好。实际上,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和大书法家欧阳询的《九成宫》就用了很多简化字,谁敢说不美?况且,很多“简化字”,是繁体系统就本有此字,如简体字“气、无、处、广、范、丑、卜、厂、斗、后、古、坏”,其实都是古体字或繁体中做别解的字,是否也不允许书法家写这些字?请问,孔子有个弟子“卜商”,难道要给人家改成 “蔔商”才好看?如果嫌“丑”字不美,硬写成“乙醜年”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繁体字的拥戴者们故意避开了,简化字的支持者们也较少提及,那就是:简化字不仅减少了汉字的笔画,同时大大减少了常用汉字的个数。因为一个简体字经常对应两个以上的繁体字,常见的如“面”、“发”、“制”,“表”、“范”、“丑”、“斗”、“后”、“松”、“谷”、“厂”等字,都对应两个以上含义完全不同的繁体字(
当然这些也是大陆简繁转换经常出错的字,所以我反对轻易进行简繁转换,除非特殊需要)。这使得我们只需记忆较少的汉字就能够读写。要知道,我们头脑中的“汉字库”决不是计算机“汉字库”能够取代的,更不是汉字输入法能够解决的!

当然我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字简化的步伐确实过快,1977年的简化方案也确实过于轻率。如果从祖国统一的角度考虑,更应该暂缓单方面进一步简化汉字。今后,现行的简体字也许应该进行一些适当的修订,使之更合理完善。但是放弃简化字走回头路是根本行不通的——即便想放弃也不可能了,试想:世界上用简化字的人口有将近10亿(不算学龄前儿童与文盲),而用繁体字的人口不过几千万,难道让这十亿人重新扫繁体字的盲?

  我还要讲一件事。《真话集》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我接到样书,就拿了一册送给小外孙女端端,因为里面有关于她的文章。没有想到这书是用繁体字排印的,好些字端端不认识,拿着书读不下去。这使我想起一个问题,香港同胞使用的汉字大陆上的孩子看不懂,简化字用得越多,我们同港澳同胞、同台湾同胞在文字上的差距越大。因此搞汉字简化必须慎重。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记汉字是团结全国人民的重要工具。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讲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我跟汉字打了七十几年的交道,我也有发言权。我从小背诵唐诗、宋词、元曲等等不下数百篇,至今还记得大半。深印在脑子里、为人们喜爱的东西是任何命令所废不掉的。

  我不会再说烧掉线装书的蠢话了。我倒想起三年前自己讲过的话。语言文字只要是属于活的民族,它总是要不断发展,变得复杂,变得丰富,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更优美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决不会越来越简化,只是为了使它变为简单易学。

  我们有的是吃“大锅饭”的人,有的是打“扑克”和开无轨电车的时间。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学汉语汉字并不比学欧美语言文字困难。西方人学习汉语汉字的一天天多起来,许多人想通过现代文学的渠道了解我们国家。我们的文学受到尊重,我们的文字受到重视。它们是属于人类的,谁也毁不了它,不管是你,不管是我,不管是任何别的人。

  以上的话,可以作为我给丸谷先生的回信的补充。

                         七月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You may also like...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