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异化的,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维权”,一种异化的“政治消费”

当下中国,源于市场经济催生的个人主义“进步”想象,不少人认为,社会生活不需要脱离实际的上层建筑,也不在乎国家立场和集体精神,甚至以为,只要健全法制、弘扬民主,即使没有社会道德和公共责任,也能保障社会正义和人生幸福。然而,社会实践表明,个人权利和价值观的确立,不应是一种低度的个人需求,其有效性并不都出自于文义周全的政治和法律教条,而更多是经验性的人事交往和生活感受,其遵循的是彼时彼地公序良俗和民心归向。所以,中国历代制度设计皆不支持个人主义和社会“结党”营私,而是着力强化讲信修睦,不废一元家国道统。其合法性讲求的是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和文化上的性善论,再辅之以对前代治乱经验的策略性借鉴和扬弃。是故,社会大众在总体上都重视家国互利、齐心协力,反对忘恩负义,
不支持个体单干和市场化的唯利势图。所以,基于中国文化属性和古老的依存关系,我们仍然需有一种超越市场,无涉帐面计价的信赖与合作,并由此重建塑照应人心,眷顾人伦情感的统领性观念。它不仅有赖于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协力、同舟共济,还能援此协调社会系统和谐均衡。

“集体主义”应是中国的政治文化选择

汉心

在当今时代,国家并不是一个虚设的政治学概念,
事实上也没有人能置身于国家之外孤立地存在,
所以,无论是否认可其派发的身份和观念,甚至爱国与否,都很难先入为主预设立场,
因为很少有人能游离于国家之外单独解决社会事务,确立自己的自由和政治主权。所以,除非文艺化的任性逍遥,或是出于学理偏好而故意远离国家政治,显示一下“公民不服从”,否则,任谁都得有明确的国家归属并受制于相应的政治文化规训。所以,无论如何特立独行,或强调个人拥有自由和主权,却仍然需要关注来自外部的肯定和评价,并据此认领自己的社会角色,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尤其在中国,市场化虽然催生了个人维权的正当性,但仍然需要一种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直抵精神深度并主导着大众理想的无私品质和集体观念,它有益于共同体间相互认同,彼此依附,并由一系列温情而颇富人伦的语词和互助方式来完成对社会成员的调度和统辖。

汉心

个体利益最大化,以维权和效率为旨归的现代国家与社会组织,其政治意愿,政策动议都必须既要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累积;也要建构完整的常态化收益分享机制,这不仅是“权利时代”的制度安排,也是“重商主义”和全球化之下任何国家组织都不可避让的普遍而行之有效的公共原则,没有人能够出逃,也没有谁可以作壁上观,或置身事外做一个不在场的看客。这是现代人的宿命,任何人,无论政府、企事业,以及一切以组织形态存在的民间团体与个人都必须接受,都必须以特定“经济人”身份认领这种通行的规则和营生模式,才能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并看得清自己的出路,从而成为公共游戏中具有结合力的关系项,否则就得出局,就得弃权自闭,甚而被闲置于国家与现代生活之外。

殊知,这种远离利害冲撞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不仅有助于发现人情物理之本质,并由此开启人与自然休戚相关的共生原则,还因其通人情而体物理,敦化人人向好的“风尚”,可以最大限度促成社会重视团结互助精神,礼赞美德善举,让效率优先与国家公道理想兼容同步,
从而在遏止权力和资本弱肉强食,切割人伦的同时,确保市场差序格局中扶贫济困、普惠众生的正义性。倘如此,则除了强调主体内修以提升个人品质,于现代公共生活而言,
不仅是一种有意味、有高度而且和谐自洽的文化生态,也是一种可以穿越名利局限,走进历史并获得意义感的心理期待。

在中国,由于崇尚国家统筹而使得政治不具有自由主义者所指的大众性,所以,在一般人心中,政治往往被曲解为单纯的社会管控或政府行为,而不是人人有份的社会功课。长期以来,由于一切民生国运皆诉诸于政府,在突显其无所不能并承受了不堪之累的同时,却也折射出官员能量在民意天平中不可替代的主导性功能。加之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科层与庶民生活的散漫不兼容,乃至彼此胡乱猜忌,故常常成为野史民谣爱恨交织的责难主体。这不仅导致国家主权遭致诸多市井物议,还因公共事务缺少广泛的社会辩论修正,故只能通过行政指令强化“团结”,或是动用亲疏关系纵向分级布控,收紧局内人对体制的依附与顺从。

我们知道,在消费时代,能够汇聚公共意志,主导政治得失的依据是权利,是一系列借助数量标注的账面经济,其秉持的政策选项虽不一定都能做到利益均沾,但却必须是,也只能是在当下兑现的政策利好和实物收获。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管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对当下的国家功能、公众心理,以及所有关系主体进行全息考量,其定义首先是财务算计和收益评估,而不是引经据典的意义争辩和理论空耗,是事关国家、社会组织系统中个人主权的讨价还价,斗智斗勇达成的一系列效率方案和交易规则,其遵循的是目标明确的牟利动机,关心的是资本化的投入与产出效应。

特定社会文化,就其广义而言,乃是一种有效的结合方式,一种可以安身立命,消解个体孤悬的稳定性互助家园。所以,其不仅有自足的内生机制和经受历史选择的韧性,还承载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因子和交流语码,它取决于共同体累积的经验、命运感及其可通约的价值体认,并由此归纳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观念形态,是故,凡人皆必然对应于其中,没有人能拒绝特定文化对自身的塑造,大而言之即国家意识形态,小则事关饮食男女、伦常待人处世。因此,一种文明能在相当长的时期有效并构成了义涵丰富的历史,就其发生学而言,都是为了确保国家族群优越的知识系统,没有任何人会逆向选择对自身不利的文明装置,更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属性而被他者所定义,其存在本身不仅有意义,能够自证高尚和光荣,还能据此建构一套普遍而有效的生活原则,其预设的公共愿景和政治峰值,至少表达了与所处环境中人们性情相适应的广泛诉求。

由此造成的政治不仅系统紧缩而且缺少平民性,还因不能随机与社会互利分权,检讨是非得失,所以经常出现扰民犯横的制度策论,或行政行为不当引发诸多社会怨怼。也正是这种朝野互疑造成的信息堵塞导致的任性和不放心,才使得中国传统政治要么太过养尊处优,不懂体恤民情;要么高度警觉以防范社会离散而授民以柄。因此,即使历代皆不缺“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甚至挟民意汹汹之势破旧立新,以图通过“变法”促进善治良政的进取呼求,但其目标也多是不废道统的随机正义或国运下行时的扶危之举,尽管显得突兀而不乏悲壮感,但其对中国社会而言,更像是宣示一种做人行事的向度,提供一种“正义永存”的期待而已,
虽有令人仰视的崇高感,但对促成国家分权和社会自治则基本不在其政治哲学考量的范畴。

现代性开启了个人维权取代“公共义务”优先的政治哲学,这意味着名利主导生活的时代,能够激发社会热情,定义人事关系的原则既不是严谨的知识和价值观,也无涉远离日常经验的“普世公理”,而是见诸“个人优先”且毫不含糊的“囚徒困境”算计。由此,即便是民主理论所设计的政治游戏,其暗含的动机也是取决于市场化的“行情”分析,然后预估公众的偏好而策划的营销和推广,这就决定了其不太可能遵循良好的愿望行事,更不会自动生发出普遍的济世责任。其通常的要义是:参与者既不在乎公共空间有无指向美德的激情辩论,也不介意谁会奉行高尚的理想为人民服务,而是不动声色研判“政治消费”对个人生计的实际效用,关心的是选票投向所能产生的账面收益,如货币一样,人们对其拥有的兴趣仅是其交易功能而非货币本身,
在意的是,选票能否诉诸个人的处境改善而非其承载的伦理属性。

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个人主义及其权利这一命题,不是源于观念的产物而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结果,是伴随着再生产形成的支配与被支配体系,人们只有在具备了充分的社会条件,才可能享有相应的权利。所以,那种只诉之政治立法,或仅凭“市场调节”即可确认自由主权的想象,无非是制度和法律偏爱者一厢情愿的教条。在多数情况下,
人的行为动机并不单纯取决于制度设计,而是缘起个人处境感受和人情关系,是活学活用,以人弘道,而非道弘人的经验阐发和实践领悟。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抽象的法则并不能勘定人的属性和价值范畴,也不必然导出顺天理、合人情的正确结论,
相反,在纷繁的人事扞格和利益纠缠之中,
多数人并不都是基于法律的“公正”而自愿承担后果,更多的服从仍然是:古老的道德训示和良心不安;是构成人们社会关系的条件和交往伦理,如彼时的处境态势、社会风气、面子、人情和羞耻感等。

正是源出这种内敛而不轻易向外借力,也不在乎社会分治的权力生态,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编程中要想有所作为,拥有政治前途,精明与审时度势常常比突出风格和显示能力更重要,也更有现实感和意义。因此,中国社会无论是家庭教育或主流规训,都不支持分权管制和个体为终端的利己主义,举凡为人处世也多主张精英济世,追求的是由权力中枢派发的身份感和舆论观上的统一场。是故,人们总是只想在现存规则中相机行事,奉行的是曲径通幽、借势发力,是对纷繁处境中的社会人事布局做到心领神会,从而才能建功立业兼济天下。所以,无论官民都习惯以国家承认为正道,以社会中政治主导的路径和官方标准立身处世。即便是离经叛道者的“异见”批评和政治指控,也多是落败者的怨气,或没法走“正途”从政的另类正义,一般鲜有出于另立中心分庭抗礼,或打算施行多元主权并列分治,另辟蹊径的国家系统重构,期待的仍然是“翻身作主”改天换地,而不是认领社会分化和民间主权,憧憬的仍然是“大丈当如是”的伟岸”而不是预备立宪和促成社会自治的个体立法。

众所周知,开放的政治可以为公众的参与提供机会,法律也可以规定人们行事边界,但个人主权理论对公域的侵蚀,却很难设置具体的表达范式。尤其当下,民间辩论经常性的状况是:刻意淡化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感,媒体与文化策略也在鼓励人们冒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立场,或者干脆以政治批判与不合作,抵制古老的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基于此,一般民间政治参与不仅无涉公共道德和国家责任,甚至也不太考虑除权利之外的大众情感,社会习俗和文化上的同意与支持。所以,就算是有开放的个人主义,政治游戏也会因公众的短视而只能让选举异化为“选秀”,最多也就是给无聊的生活播撒点兴奋,其戏剧性的变数,虽能让好事者产生公共政策为自己弯曲的幻觉,但实际情况是,所有政治运作都具有幽闭性,其主导性的动机是利害权衡,是内部势能如何在冲撞中寻求自洽,公众的诘问或许能对政治产生某些挤压,但对执行者则鲜有制肘作用。

或许,这种纠结于个人低度空间的权利观念,的确有助于抵制老套的政治专横,但于个人精神和社会正义的塑造,以及共同体求真向善的伦理建设则意义不大。一般而言,过于紧张的功利主义不仅有悖于心平气和的德行养成,还会因政治“打包配送”导致公众只关心个人权利,不能对生活本身应有的多样性进行价值排序。不仅如此,还可能因法律人的圆通,“关系网”的多重寻租而迫使当事人担心成本飚升而宁愿耍赖、犯横甚至公开违法。其结果是,我们对社会价值和政治正当性的理解就会剑走偏锋,从而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有了精致的权力硬器和经济装备,就能让社会变好,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人生难题。

所以,
列朝革命纵是风起云涌、所向披靡,结局也多是英雄气短、折戟沉沙而很难修成正果。究其根源,除却起事者策论错失或并非真心践行自己宣示的主张之外,其冒险破局与中国政治立足于“天下一元”的统合感必然发生冲突,以至连主导者都会因“僭越古训”而常常显得畏葸犯难,故除非置之死地而后生,其内部也总是受制于追随者的“心神不定”而屡屡陷入内讧不易达成团结。如此,则“政治忠诚”不仅是权力场中容身者必守的基本原则,更是检测个人是否公道或人品优劣的全能标准。所以,历代尽管体制功法各有不同,但在意识形态宣示上的忠心从来都是从政的必要前提,即便是言不由衷的政治表态或刻意奉承,上行下效的气场也会内化成个人自发的精神依附与体制眷恋。因此,即使有众多逆向选择搞政治的“不兼容”者占山为王、结盟立威,也多是因仕途拥塞而想寻求“曲线”招安进身,或臆想风水轮回打劫坐庄,一般很少有重塑政治品格的远景规划。反之,那种另立旗杆,企图通过民间立法、分权主政的冲动,不仅容易引发国家警觉而遭致拆解,还因其多是近亲繁殖的江湖乱而颇受市井非议,既要遭致民意冷场和习惯抵制,也容易被社会道德斥为“旁门左道”而不能有效汇聚人气,故总是一次次重复“其兴亦渤,其亡亦忽”的轮回宿命。因此,对于习惯亲亲尊尊,五伦义气相投而不能轻易出格、自作主张的中国社会而言,政治上的集权和国家管控不仅是多数人的现世理想,也是国人生计牢靠和名份安顿的优化选择。

已有的经验表明,个体为终端导致的“国家精神”空场,由于只看重个人主权而缺乏普遍的社会同情,缺乏与之关联的意义诠释,则现代人对政治、国家与个体关系的理解就会偏执一端,进而以为,只要承认“民主”和多数同意的政治立场,就能让秩序稳固,使社会和谐,并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公共难题,从而让维权叙事和利己动机左右国家议题。殊知,单纯地强调个人“政治正确”导致的国家不服从和义务冷淡,势必促成社会趋向于涂尔干所描述的“在私欲的支配下,以利益为纽带的社会是脆弱的,因为利益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事物,即无机性社会组织”,从而分散为政客、资本、专业精英、和媒体四位一体“旋转门”,交替盘剥社会的圈子生态,而遇事冷漠的广土众民,则被定义为聚在商场和购物中心,打听政治八卦的饮食男女,既无家族邻里相互帮衬应对命运风险,又不能借助共同体道德和信仰价值凝聚人心。由此,公共结合状态便简约为“公司化国家”与无结合力个体并列的两极结构,“人民”则因缺少有机性团结与协作精神,而成为只能靠“碰运气”讨生活的“散户”。

所以,市场化、民主和个人主义之可能,不单是取决于我们都能主导自己的选择,它还是一种心灵结构和生活方式,并贯穿于特定社会的文化与交往历史之中。是故,仅在政治经济上强调个人主权,或局限于市场决定,以个人为终端的社群关系并不不理想,也很难由此安顿人心,确立持久而稳定的有机同盟。或许,我们可以基于“政治进步”而有理由珍视个人自由和主权,也不刻意寻求国家或组织依附,但却仍然需要有一种不受市场侵扰的“法外”伦理加以调剂,这当中不仅仅流于亲疏关系而互相体贴,
还应当有“无缘大慈”的同情与人文观照,
并立足于不计得失、助人为乐的古老原则,让每一个与自己相关人都能得到抚慰和救济,觉得做一个好人很体面,而且有价值,
从而才能保证多数人都可以作出向善的选择。

也正是这种这种国家行政统筹,导致的民间主权缺位和文化空场,才使得一般国民都只有权力影象而缺少广义的生活出路,从而无法作出多向度的专业分类和身价研判,因此,中国社会对政治价值的理解就会剑走偏锋,以致不少人都以为,只要有了国家配发的职务装备就能让自己心安无虞,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社会人生难题。故此,中国社会才累积了太多政治焦虑,触发了诸多变法图强的主张,甚至不乏乱中取胜,或巴望周期性闹革命“翻身”带来好运的想象。殊知,这种政治全能期许的“成功感”在给人以依靠、安全,直抵人类天性中的隐秘需求并激活其操控欲的同时,也会因其太过拥塞而加剧社会冲突和权力运数无常的紧张感。也正是出于这种忧虑,中国社会才重血缘、续家谱,江湖行走也多喜欢投亲靠友拉关系,由此不仅可以借重人情义气抱团取暖,累积公关资源,还能通过亲朋之间惺惺相惜,能力评价和关系担保提携,从而促成其中的“优胜者”投身社会事业“搞政治”,为所属关系人输送利益,争光立德,在确保其身份合法的同时,还能享有国家派发荣誉的体面与价值感。所以,尽管史籍文案中有诸多政治历险或厚黑不堪的描述与想象,也确实演出了不少家破人亡的世道悲情,但其“折戟”与收益的概率估算,也总会让不少励行社会治平经略,憧憬人生高端体验的“理想主义者”心存侥幸。

“主权在民”的政治期许,本是缘起自由主义对少数人管控社会,主导公共事务的不信任而引发的政治反抗,同样,标举“人民正确”的主张,也是援引“天赋人权”拆解古老等级秩序而采取的制度纠偏。在当时,这种动议或许是为了建构一种普遍性的原则和治理方案,其预设的公共愿景和政治峰值,至少表达了与所处时态主调相匹配的广泛诉求,即承认个人在政治文化中的主体性。或许,基于商业合作与利益最大化之需,确实有必要突出个人主权和契约精神的严肃性,以确保社会中个体对政治侵权有所拒绝和警惕,并经数百年的社会实践而成为不证自明的“政治正确”。然而,凡事皆“过犹不及”,由于弃置了社会应有的公共道德和集体义务感,这不仅会离间社群“无缘”相亲的伦理温情,还导致人们有理由因时势的需要而让公义坎陷,让价值中立,从而绕开历史境遇中的道德审判。换句话说,即可以基于理性和个人好恶而享有良心上的豁免权,让维权正当性凌驾于公义之上。
其结果是,主权归民虽然在理论上预设了人人都可以避开社会公益,指责集体主义和爱国主张,从而获得对民意价值的全面确认,但却又陷入了不道德的利己主义而不能自拔。其设置了一个扁平化的世界,这很理想,也很自由,看似为众生搞政治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个人的意愿表达展开了平等权,仿佛谁都可以参与游戏,也不必顾虑制度设限而担心被排斥或出局,但事实证明,这更多是一种幻觉。

有鉴于此,一切基于为社会立法,为世道立心的理论和主张,如果忽视了平常生活的真实细节,缺少对历史因缘和人情世故的尊重与顺从,则所有看似“文明正确”的倡议都很难获得广泛的支持。殊知,社会生活依次第而言,既有物理维度的方法和功利性科仪之举,也存在着社群交往而形成的强弱、主从和统领性的价值形态等,一系列相互交错的地方风格和人文品质,它不单主导着政治发展的基本向度,也规定着人们日常行为。所以说,有效的制度安排不仅取决于法理之下的公正,
还必须有能与之匹配的社会伦理、大众性情,以及文化上的积极鼓励与支持。否则,就算有志存高远的淑世情怀和完备的“市场设计”,也会受制于缺德文化鼓动的利己主义多吃多占,其结果势必造成市场交易扭曲,社会人心败坏,最终引发公众对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的抵制和厌恶。所以,无论是基于什么样的观念和立场,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仍然是发扬人道的基本原则,
它不仅可以确保社会系统有足够的向心力,还能给人以依靠,让人有安全感。

考诸中国政治生态,由于多数人都想通过权力配发优越感,获得特殊待遇,举凡一旦编入国家组织的科层序列,其政治立场与观念取向便会依类赋形、随机应变。总之,是既少有固定的原则坚持,也不拘泥于主义教条或学理预案,而是一切讲求实用,
讲求人事布局的协调与彼时的权力运势之需。是故,即便是有些“入局者”行止看上去吊诡而颇不符合优选法则,但却总能切合中国古老权力生态相生相克的系统守恒。反之,那种率性而为,强调个人独立行事的“自由主义”虽能尽显离世异俗的突兀感,
但其在实践层面,却常常与组织意志和中国社会近亲繁殖、其乐融融的“混沌主义”水土不服。是故,单元化的个体主权不仅会频遭体制排斥,甚至连“在野”立身处世也因人脉不通而难以成事。所以,在中国,主权归民的理论预设虽然令人心仪,也确实能引发一些“舍身求法”者挑战政治集权,收获诸多激情拥趸,但却因政治行为深陷“义气用事”,而只能依据当事者内心的尺度和乡规民约加以化解。所以,那种“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文化想象,几成法律人的一厢情愿。在多数情况下,法理条规都不能主持正义,甚至在事关社会民生和公私利益的配置上,也很少有人是基于对法律和原则的敬畏而自愿承担后果,更多的认账与服从,仍然是古老的道德训示和良心不安,是构成人们社会关系的条件如面子、习俗,人情和羞耻感等。

举凡人人都可以被允许的规则,往往最易将人性导向讨巧甚至不按正道行事。殊知,极权主义正是满足当下的取舍才忽略了对政治学价值的深刻追问。由此,出于抵制公权扩张而生成的现代民主讨论,看上去很多元,且不乏义正辞严的指控,但其出发点多是扭结于个人本位而假扮的“政治不合作”,或仅是借社会批判抵偿人生挫败的愤世嫉俗。这种基于利己主义原则的观点争锋,作为一种价值立场曾经令人心仪,但其显示的结果往往很吊诡,经常性的状况更像是一种“好社会”想象,它不仅难以成为公共生活的最好走向,甚至也不是现代国家理想的典范,就目前而言,只能在保证资本逐利和个人思想自由方面有效用,于人生幸福和广泛的社会救济,则不仅很难推广甚至显得有些反讽!

2014年元月19日完稿于枫林

英国法官劳顿·柏格说“如果法律制定者对构成人们社会关系的条件缺乏眼力,则其法律越多,于秩序管理则越没有实际意义”。基于这一历史成因,作为一个延续数千年而气脉不断的社会共同体,其假公济私,重人情、轻法理的行政错失理当不能简单归昝于古今“在场者”没有远见卓识,也不是此间文明的生发路径和所谓的“民主素质”、法律意识有什么问题,而是中国古老的生活方式与集体风尚,是缘起中国社会忠诚与家国“同心圆波纹状结构”〔费孝通先生语〕;君师合一与政教连体在政治观上的承前启后。换一个角度讲,这当中既有
“一山不容二虎”的哲学警示,也有赖于传统“贤能富贵”打包配送的“马太效应”形成的向心力。其间透出的不仅是权力中心对民间分权自立的不容忍,也有中国社会对主权下移和“契约”分权让利,改写古老人伦关系的不适与文化冲撞。也正是源于中国民间对援引法条切割人情的习惯性排斥,“司法独立”和个人主权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才常常打折走偏,不尽人意。因此,即便是在普法、用法维权几成共识的当下,多数人仍喜欢上访告状、找关系求能人“摆平”,或是在亲疏关系明朗,自己能掌控的局面中解决问题,甚至事关民生国运的宏大叙事,其体认也多是天下为公的“道理”,而不接受群己立约,条块分制的冷规则。由此,
那种动辄诉之于法律至上或系统分类的专业主义声讨,多是一种不解乡土民气的文化偷懒,或是淡出此间社会关系和交往伦理的敷衍之说。

基于这一原则,一切事关社会正义的政治解释都指向权利,指向财富分配和私人化的产权归属。于此,社会问题变得简单明确,公共领域看似意见纷呈且不乏尖锐对立,但却少有立足高远的“问题意识”和深度探讨。所有的人事关系,无论亲疏远近,皆可以置换成借助数码标注的体量一路展开,从而归结到只能用“货币结算”并获得终极性解决。所以,有学者说,现代生活是基于个人效用的消费叙事,芸芸众生看似“业务”高度依存,但却因只讲时效而显得脆弱不堪,其文化表征的是,也只能是个人化维权和利己的政治参与,是机会主义的避重就轻和利害估算,所有的“他者”,都只能是基于“我”的存在才具有意思和价值。

原载《求是理论》

民间讲“一方水土一方人”即可阐释中国政治有为的前提必是入乡随俗,与社会人情世故兼容匹配方能有所作为。相反,那种寄望于“堆砌主义”修改中国的努力,看似“政治正确”,但却因忽略了构成中国社会关系的细节和生发密码,是故常常执于学理争吵而不解此间人事的实际况味。殊知,这不仅无助于以改善中国,反而把自己也折腾得含混不清。据此可见,政治不单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承与生活方式,它源于大众自愿认领和习性之使然。再则,由于中国社会不习惯缜密的数理思辩和客观化的逻辑归纳,举凡物理人情皆托之以经验意会而后明心见性。是故其判断审思、格物致理见之于家道国政的运筹规划,便很难套用现成的主义学说,或任何有形的备选方案。以此返观,则中国之稳定和统一感,其实并非所谓的“封建主义”代际相传qy8com千赢手机版,,而是五伦相生相克的人文传统,是建基于以“一元”统筹天下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兼容并包,是贯通天、地、人三才交感依存的伦理布局,它不仅强调个人主体的德性圆成,更注重以人情参验事理,故特别强调尊尊亲亲,老老少少相互照应,从而在历史与社会意识上,将“尊道”与个人的价值和身份感联系起来

这种将个人原则置于公义之上的政治承诺,使得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很少是基于古老的道德训示和良心指引,其“存在感”一般不涉及超越性的价值和道理,讲求的是时尚,是流行装置和低度空间复制个人享乐的人生叙事,主导人心的是事实而不是远离日用的诗性参验。所以,在现代人的关系格局里,希望即等于欲望,个人的幸福、成功与身份认定所显示的是,也只能是货币化的明码标价,它基本不讨论公共道德和责任伦理,也不在乎国家荣誉和永恒的价值召唤,而是个人维权与消费的无限量供给。亚当·斯密就不认为“自由市场”必然具有道德属性,在多数情况下,激发人们勤勉和奋进的动力主要还是古老的习俗和道德判断,是基于人在共同体中的高尚评价、尊严和社交可能带来的意义和价值感。因此,说自由了就一定能让思想发光、让社会文明多是一些不明究理的托辞。总之,一切有生发力的国家道统,不能受制于部分人自圆其说的主义,或仅仅因为顺应“自由民主”风潮就可以鼓动一些人不劳而获、多吃多占从而心满意足。它同时也是集体义务和大公无私,是家道国运同向共荣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担纲。惟其如此,方能塑造社会道义高度,从而建构起确保共同体安全福祉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它本身既是民族国家力量形成的精神源头,也是其政治光荣且能保障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文明装置。因此,就世界范围来看,只要国家尚存,只要仍由资本和利益观主导社会关系,任何动听的主义都不会是遍爱众生的救世理想而是政治攻心。

正是这种基于德性优劣比较而形成的社会意识,对广土众民而言,不仅是一种现世的生活安排,更是一种可以穿越“有限性焦虑”走进历史,并由此获得饱满人生和意义感的心理期待。所以,这不仅有助于自下而上确保社会系统代谢有序和政治稳定,从而使其长时期拥有广泛的民意依靠,还可以凭借其道统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正当性”,有效化解内部结党和地方分权。就社会管理而言,这种立足一元的文明传统,虽然不具有仪规严谨的宗教约束力,但却能在同心一体、德化天下的缘系社会结构中发挥非宗教的统合力,从而不仅成为政治参与者道德生活的安置点,也是多数中国人的精神信靠和情感装置。所以,即使是近代以来颇遭垢病的科举制,其设计的初衷也主要是力求通过“选贤与能”的优绩评价,结合“学而优则仕”德能双修进入“体制内”协助皇室分权制衡,以图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平等和精英治理。至少,就始作俑者而言,这既可以有效防范居心不良者操纵民气另立山头,聚众打劫社会;又能据守道统正义累积的经验教训,对社会普遍的“逐利分权”意图保持适度的文化挤压。

综上所述,由于一国政治文化就其发生学而言,都是为了确保该族群优越和安全感的知识系统,没有任何人会逆向选择对自身不利的文化或道理,更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文明属性而被他者所定义。所以,即便是现代处境之下的中国政治结党,看似严密紧凑而且不乏舶来的大词文法,但其实际组合方式仍不出乡土中国的文明底色,承载的仍然是立足于亲疏远近的投缘拉关系。因此,当下的社会议政与民间维权虽是声浪迭起,但却很像是同道间的义气联盟而非组织信仰,是缘起社会发展的“好处”不能均沾,或权力剥夺引发的厌恶和声讨。太史公曰∶〝天下以势道而交,势存则从之,势去则弃之〞,数千年累积的政治文化也颇似武侠争锋,一切端赖力量强弱或功法是否持平。是故,凡能搅动社会政治变革,则必先达成统一共识。尽管其主导权并不一定都取决于掌权者的态度和意愿,但无权者的坚韧、耐心和矢志不渝的同心同德肯定是必要前提。

或许,现代政治都只讲求法理契约而不援引善恶定义,但好的政治必然含摄伦理的属性和美好愿景,尤其在中国,多数人仍然相信人有羞恶之心,喜欢以善念度人而且在意识排序上重视以德服人。故谈论政治就得重拾群众观念,强调集体主义和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否则,若是仅仅把严肃的政治议题当作消费,当作是心不在焉的话语装置或言论时尚,这不仅改变不了人们的生活,也不太可能解决实际问题。即使是常被论及的公民权和社会自治,也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言论自由,或是移植现成的主义样板,厉行“普法”和维权就能破解当前的政治难题,。所以,无论如何现代,政治民主化最有效的动力依然不是先锋理论,而是也只能是,大部份人都能主导自己的选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心灵结构和行为方式,并贯穿于我们的文化信靠与日常人事之中。

因此,只要是基于为社会立法的文化思考和政治实践,就不能不对构成中国社会生生息息的精神原则、习惯,以及人情世故抱以足够的尊重和顺从,不如此,则所有的政治倡议都很难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殊知,政治革命与理性的政治改良之不同在于∶前者只讲结果,故可以动用一切空洞而无须兑现的理论和口号,后者则必须遵守传统生活而后量入为出,
或许,单凭激情批判和愤怒声讨,的确能够鼓动社会积极维权,但却最易导致各行其事的“散户”心理。历史的多数经验表明∶行动先于理论,事实胜于雄辩,
无论是保守的路线调整,或是大面积的破局立新,都必须讲求可行和有效,理论可以远离百姓日用而尽显时尚花哨,也可以乱开“药方”弄一通“虚无主义”,但若是想搞政治,就必须虑及凡夫俗子,领会本土人情事理,从而懂得体察与之合成的社会条件和共生关系。否则,他山之石虽然可以攻玉,但却不能因应中国的具体实际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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